《沈从文与丁玲》为何被“腰斩”？

　　李辉

　　跌进沼泽地

　　多年来我主要研究现代文人，沈从文、丁玲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自然也在我的视野之内。他们的交往、友谊，乃至后来的矛盾，我想，是不仅仅属于个人恩怨方面的故事，而是可以作为历史沧桑中文人性格的写照。在写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时，我想尽量达到的也是这一目的，即真实、客观、冷静地写出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所以，我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而是尽可能地全面地展现历史，同时对混淆视听的一些文章也可以起到矫正作用。

　　从20年代相识，到80年代相继去世，沈从文和丁玲的交往，经历了友好、冷淡、隔膜、攻击等不同阶段，他们的人生观念和生活的喜怒哀乐，是随着中国政治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幻场景和色彩。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复杂和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欣赏，于欣赏之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感悟各自的性格。这便是我之所以对这个题目产生兴趣并进行研究的原因。

　　但没想到，半年之内，我所写的两篇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先后都遭遇到“腰斩”的命运。一次是在1996年10月的《文汇报》，一次是在1997年6月的《新民晚报》。令人诧异而不解的是，导致腰斩的是与沈从文、丁玲都相识的文坛前辈陈沂先生。

　　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腰斩，这是我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十多年间从未遇到的事情，而被腰斩的原因和陈沂先生所采取的干预的方式，又是那么莫名其妙令人费解。乾坤朗朗，谁能料想风波突起？我不由得颇有一种吃文字饭有如走钢丝绳的感觉，你说不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为什么极微妙的原因就跌将下来，掉进沼泽地里。

　　苦涩的“腰斩”滋味。两次腰斩

　　去年，先后在多家报纸上读到转载的一篇《沈从文与丁玲的情缘》，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篇编造的虚假纪实。特别拙劣的是,作者极不负责地将两人之间的交往改写成一个桃色故事，这显然是历史题材纪实作品创作所不能允许的。因此，我在进一步采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基础上，写出长文《纪实，还是编造？》予以反驳与澄清。文章由《文汇报》“笔会”准备分两次发表。1996年10月9日发表上半部分，文后注明“未完待续”，“笔会”准备第二天刊载后半部分。

　　然而，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居住在上海的陈沂先生，在读到拙文之后，当即通过各种途径、用一般读者所难以具有的影响力，制止了下半部分文章的发表。对停发拙文报纸上没有任何交代说明，“未完待续”便永远悬挂在那里让热心的读者去想、去猜疑。本人从事报纸工作多年，对现代报刊史也略有了解，以往似乎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今年又重演。我撰写的《沈从文与丁玲》自1997年4月底开始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连载。在这篇长篇纪实中，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考证，详细地描述了在时代大背景下两个不同性格的文人的命运、成就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矛盾，发表之后，颇受到一些热心读者和文坛前辈的关注和好评。然而，在连载刊出二十多期后，陈沂先生又看到了拙著，并再一次表现出对鄙人作品的超乎寻常的关注，依然发挥别人难以具有的影响力，三番五次指责报社，要求马上停载，并威胁说若不停载他将如何如何。其间经过报社多次交涉，本人也破天荒地给报社和陈沂先生去函，表明态度，希望考虑作品的完整性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要“腰斩”。但是，商量仍然无效，最终连载还是夭折，所写内容到1949年即告中止。这样，最为重要的沈从文与丁玲文革前后的关系发展，晚年友谊的突然破裂，彼此逝世后留给文坛的话题等等内容，无缘与读者见面。一部完整的作品，就这样又一次被腰斩。奇怪的理由

　　我与陈沂先生素未谋面，八十年代初读朱正先生的一篇文章，才对他有所了解。在那篇文章中，朱正先生经过严谨考证，认为陈沂先生回忆鲁迅的一篇文章存在着基本事实的错误，因为当年鲁迅到北平来，不可能像陈沂先生所回忆的那样，与身为北平左联成员的陈沂有过私下来往，更不可能以左联领导人的身份对他做出指示。看过也就看过，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知道，文坛回忆录中出现误差是难免的。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陈沂先生会以一种特殊方式两度干涉我的作品发表。

　　一个读者对一篇作品表示不满，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他的神圣权利。问题是，他完全可以写文章公开发表予以辨析(如同朱正先生所做的那样)，甚至予以批评。陈沂先生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左联活动，也可称作为文坛前辈，想必写这样的文章是轻车熟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借用行政干预的手段。

　　据说陈沂先生第一次要求“腰斩”拙文的理由有三：1，沈从文与丁玲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还写它干什么？2，丁玲的丈夫陈明还活着，会告你们报社。3，李辉的文章格调不高。今年第二次要求“腰斩”拙文时，理由是：丁玲是革命者，为什么还要写她当年的感情生活？

　　理由似乎很堂皇，其实很奇怪。不能回避往事和感情生活

　　过去的事就没有必要写吗？

　　现实从来就是历史的延续，对往事的审视、反思，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作为作家的陈沂先生，回忆鲁迅也好，写自己的生活回忆也好，不也是过去的事吗？缘何别人就不能去写？何况，我那篇《纪实，还是编造？》，是对一篇新近发表的杜撰的“纪实文章”有感而发，既有史料又有新闻性，这一点，稍稍具备文学与新闻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为何一位文坛前辈反倒读不明白呢？

　　当然，现实中的人，很难对历史人物做出十分准确的评说。但力求通过客观的、言之有据的叙述，来勾画历史的轨迹，总是作者的愿望。不做简单的是与非的评判，为人们描绘史料中呈现出的性格和有意味的话题，这便是我写作时所想达到的目的。对于沈从文丁玲这类一生经历过一次次大起大落的文人，不管从哪种角度审视，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并能给予人们以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一两个文人的生活也就是在阅读历史。对他们的情绪、品行、性格的了解，也就是在审视文人丰富多采的层面。这样的过去的事情为何不值得写呢？

　　至于说到革命者的感情生活，就更没有理由说不能写。我们看到，任何描写革命家的传记，都不可避免要写到他们个人的感情生活，没有这方面的真实描写，人物形象就很难说是完整、全面和丰富的。写好历史人物的感情生活，无疑是传记写作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显然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丁玲是革命者，更是一个作家，凡是研究她的人，难到能避开其感情生活吗？写革命者而不涉及其感情生活，这样的作品恐怕只有从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里去寻找。

　　就在我的《纪实，还是编造？》被腰斩之后，“笔会”发表了陈沂先生60年代写给妻子的信。过去的信，自然是谈过去的事情；夫妻间的私下通信，自然也属于个人感情生活范畴；陈沂先生参加革命多年，也算革命者吧，那么，令人纳闷的是，这些信怎么就可以发表，而写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就不能发表？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按照陈沂先生的理由来解释的话，要么写信者不是革命者，可以不在限制其列，要么信中所表现的不只是个人情感，而是文件、社论之类的大道理。可我反复读这些信，从署名的爱称，到所谈内容，无论如何只能说是个人之间的通信，而非其它。陈明与张兆和

　　至于陈沂先生所说陈明先生会告报社一事，这恐怕是他自己的臆想。多年来，我与陈明先生有良好关系，我很尊敬他，在研究沈从文与丁玲的一课题的过程中，我先后多次采访他，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并为此提供了不少资料。文章写出后，也请他审阅过，他对之没有任何异议，而是加以鼓励，还提供新的线索建议我进一步研究下去。

　　去年10月9日晚上，得知《纪实，还是编造？》一文第二天将被腰斩时，我去陈明先生家，他当着我的面亲自打电话给《文汇报》值班总编辑，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告诉那位总编辑说：他赞同我的文章观点，而且还感谢我出来批驳小报上编造的所谓沈从文与丁玲的“桃色故事”。陈明先生当时还对我说，他遇到陈沂先生时，会将这一意见告知，以避免一些误会。

　　从八十年代初，我就和沈从文夫妇开始往来，撰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也收集过一些他的资料。他去世后，我仍然常常去看望张兆和老人，我的这一研究课题，同样得到她的支持和帮助。在得知陈沂先生出面干涉拙文的发表时，她感到意外，也表示出不满、气愤和无奈。从她那里我才知道，早在三十年代初，陈沂先生和她曾是上海公学的同班同学，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在很长时间里，陈沂先生一直与她有联系，但她没有想到，现在他会以这种方式出面阻止关于沈从文与丁玲文章的发表。

　　因此，陈沂先生所说有关家属会有意见，只能说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所谓“革命作家，怎么能写那些个人感情的事情”，无非是“以革命的名义……”而已。格调不高吗？

　　陈沂先生说我的文章格调不高，我不知是对我的所有作品而言，还是主要针对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而言。本人从事传记写作和随笔创作多年，由于学识、思想、功底诸因素，作品肯定还存在不少缺陷，但唯一可以引以为安慰的是坚持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至于所写的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作品，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以严谨的文风来描述历史，描述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恩怨沧桑。我予以批评的正是某些作品中存在的态度不严肃、笔调庸俗的问题，读过拙文的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做出客观判断。

　　好在《沈从文与丁玲》在《新民晚报》上一共发表了50多回，全文也即将结集出版；好在《文汇报》“笔会”编辑的《感受那片森林笔会文萃1996》最近已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将《纪实，还是编造？》一文全文选入。那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看看拙文是否如陈沂先生所说的“格调不高”而不应该发表？需要的是平等对话

　　莫名其妙被“腰斩”的滋味是苦涩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最好的就是用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70多年前，郁达夫看到文学青年沈从文生活艰难，愤而发表《致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激烈的情绪为沈从文呼吁。开始我本来想借鉴一下，以《致陈沂先生的公开状》为本文的题目。后来想，这样不免火气太甚，也并非我的初衷。我唯一的希望是，陈沂先生若是真正爱护一个青年作家的话，可以以一个老作家的身份出来公开写文章，对我的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以及所有作品发表说理的批评。对于陈沂先生一切客观公正、严肃认真的批评，我将洗耳恭听并努力改进。

　　客观、真实、平等、说理，这才是当今文坛真正需要的。1997年6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