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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国难之下蒋介石的机会(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22日15:14 东方网
1932年1月28日:国难之下蒋介石的机会(图)
  1932年5月,为了纪念“一二八抗战”,“淞沪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盛大举行,各界代表万余人出席,大会充满了悲愤的心情

  事先张扬的开战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当时甚至没有感到一点意外,根据他的回忆录,时间晚上23点10分,在朋友家吃饭的蔡廷锴接到驻扎在闸北的张启荣报告日本开火的电话时,他只是平静地说:“那就按计划开始吧!”挂上电话的他还特意跑到朋友家的三楼眺望一下,看到“细密的枪点开始闪起”,才从容地和刚到静安寺路19号的总指挥官蒋光鼐步行前往龙华司令部。

  “用步行这样的方式,可见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信心,因为此前早已经安排好了。不意外的原因是,这实际上是一场事先就异常张扬的开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齐福霖说。十九路军第156旅旅长翁照垣的回忆录印证了齐福霖的说法,回忆录中称,当时“由于预知日本图谋进犯,故我军也在各个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因为“在这一两天,日军当局曾一度声明将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他们的五项要求”。

  所谓的五项要求还要回溯到1932年1月18日日本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1月18日下午日莲宗和尚天歧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等5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借口,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敲打扁鼓,走走停停四下窥探。三友实业是上海一家有名的民族企业,据说还是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主要爱国活动基地。三友实业的工厂门口张贴着一幅巨型的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据齐福霖的研究,当时的三友义勇军拦住日本和尚,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事实上,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是川岛芳子和他安排的,在访谈中他曾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乘机小题大做。”1月21日村井仓松更是气势汹汹地跑到上海市政府,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国军队还要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就是这么五项要求成了导火的引子,但实际上日本的开战是事先张扬的。”齐福霖说,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宣称,如果在1月28日晚间没有被接受,就将发动战争。而就在发表宣言之前,日本从1月21日就开始频频调兵遣将。21日日本海军当局派出巡洋舰“大井号”,第15驱逐舰队,同日又从佐世保派出航空母舰“能登昌号”。24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在上海增加武装力量并令大使重光葵迅速返回上海主持。一般情况下,日本在上海常驻军舰只有一两艘,陆战队六七百人,到“一二八”当天,日本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增加到24艘,陆战队六七百人,武装浪人3000人左右,飞机40架,铁甲车十余辆。另外在长江各地还有驻扎军舰14艘备用。

  根据翁照垣的回忆录,从1月28日上午9点开始,横滨路附近的日本小学校,已经调来两百多个海军陆战队员,江湾路日军司令部附近,也有日兵四五十名,机枪三挺,一早就开始和翁照垣对峙着。而另据李以匡的回忆录,“入夜后,日军开始集结,用装甲车巡逻并用探照灯乱照”。那时候蔡廷锴正在静安寺路19号和朋友用餐闲谈,入夜21时,他就看到虹口花园各商店、居民纷纷搬行李逃避。翁照垣在回忆录里说,其实当时的将领都明白“这场仗是避不了的”。

  一场为了争风吃醋的战争

  就在这天,日本天皇裕仁还在烦恼另外的事情,“根本没有把日军在上海的这次行动放在心里”。根据日本学者河原敏明的研究,“一二八”当天,生育后嗣是裕仁天皇最头疼的事情,皇后好像根本不像有生太子的势头。1925年12月生照宫成子公主,1927年9月生久宫佑子公主,1929年9月生孝宫和子,1931年生顺宫厚子,而1932年皇后又怀孕了,在这天太医初次向天皇的汇报,估计又是个女的,天皇为此苦恼着要怎么处理。根据他的侍卫官奈良日记的描述,这个皇帝有个坏习惯,思考的时候习惯自言自语,而且越是难以抉择越是自言自语成大声。所以本来应该是属于机密的许多事情,因为这个天皇的大声嚷嚷而成了众人皆知的事情了。

  “天皇不知道,正是他上个月所表彰的坂垣利用海军争风吃醋挑起了这一天的进攻上海。”齐福霖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获得大量的奖赏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当时海军眼红。”根据日本海军的来往信件,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有点急不可耐地说:“不能让陆军抢了风头。我们海军也要赶快表现表现。”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海军的争宠心理:“正当陆军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好像可以要与陆军竞争似的,上海的海军也表示了强硬态度。”

  正好是在海军急不可耐想挑起事端表现的时候,1月8日天皇的仪仗行列路过樱田警视厅门前时候,朝鲜人李奉昌仍了一枚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第二天的报纸报道了这条消息并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好像在惋惜暗杀事件没有取得成功。当时侨居在上海的日本人有3万人,居各国侨民人数之首。1月9日开始,日本的侨民开始上街游行。

  而此时最初由上海商人组织的针对万宝山事件和朝鲜大屠杀作出反应的经济抵制日货运动,在“九一八”以后很快普及开来,并且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与蒋介石争相迎合国内民意,最终批准地方党的机构直接支持抵制日货运动的组织,上海国民党党部也资助了抵制活动。“这惹怒了众多日本大企业,他们也开始在叫嚣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齐福霖说。

  实际的点火人是田中隆吉,背后策划者却是发动“九一八”的坂垣。根据记者收集到的《田中隆吉著作集》里的描述,在1932年的1月10日,“九一八”的主要策动者、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就给田中隆吉发去了一封长电,同时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了两万元经费。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已经按计划取得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国联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坂垣发这个指示有一个背景,“当时英法美对日本侵略东北原本是纵容,其目的是鼓励日本对抗苏联甚至北上进攻苏联。但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就停止北上,努力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建立伪满洲国,这不能不引起英、法、美各国对自身利益的担心。所以1931年12月,国际联盟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插手东北。所以日本企图在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放一把火,以此分散注意力,而日本选择上海的原因是这里集中了各国在华的主要利益。”齐福霖说,“田中隆吉策划的日僧事件无疑成功了点燃了双方的矛盾,可以说,无论是海军还是中国的当局者显然都被坂垣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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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钱程灿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蔡崇达 秦风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if(bg_color)tb1.style.backgroundColor = bg_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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