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淞沪抗战失利之悲剧(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22日15:19 东方网

　　1938年7月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主持武汉“七七阵亡将士纪念碑”，此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高峰

　　当1937年底122天的淞沪会战结束时，战争伊始从各地陆续赶来参战的70余万中国军队，仅剩下40万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经过多年准备，投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兵力发动的一次进攻，却经过一场近乎无休止的悲壮流血，终以溃败而结束。

　　回首5年前同一地点的那次规模小得多的战争，“一二八”之役中中国军队的行动虽然看似表现更为优异，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从仓促应战到多年备战，两次淞沪抗战失利导致的共同悲剧，颇值得体会其中的不同。

　　“一二八”之役:未被允许的应战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实在是一次仓促的应战。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入侵，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陈铭枢由于促进宁粤合流，被蒋介石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官，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才被允许调戍来沪，维系京沪警备安全。当日本为转移建立满洲国的国际视线而于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寻衅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幕后曾授意何应钦、朱培德电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区，却遭到已经宣布拒绝内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拒绝。

　　蔡廷锴在对“一二八”的回忆中，说到自己当年在围剿红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从“九一八”中认识到由于连年内战而导致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为此他特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编《“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刊载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于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十九路军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

　　这种近乎自发的抵抗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士气高昂，但十九路军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装备落后且后援不足。面对“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在日本铁甲军、飞机、大炮优势火力面前）只能各自为战的困境”，蔡廷锴甚至提出可以“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战术”。当时正在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以红军坚韧的战斗精神启发十九路军军官，以激励士兵的抗战精神。

　　然而战争打响后，十九路军在战时最为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经两军政务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炮一弹”。而对于“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领到应得军饷分文”的十九路军来说，到1932年5月底“一二八”之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欠发的军饷已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以致国民党内在上海的一些人士说，中央是想看着十九路军被打光。

　　功败垂成的抵抗和调停

　　国民政府主要的对策，乃是从战幕揭开之时开始积极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寻求国际社会干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虽然英美为保护自己在淞沪的利益而开始外交干涉，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是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在1月31日给罗干文的电报中说:“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为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的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其原因是国民军政部已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对于出现第二个十九路军自发前往上海抗敌的可能，军政部更是明确表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虽然一再让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日本却依旧在淞沪付诸武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道出了当时的担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以为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932年2月初。张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职在野由洛阳而来的蒋介石，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终于同意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住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然而对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调停，日本利用调停之机从国内增兵，而国民政府从此再未调遣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当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军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英勇作战最终功败垂成。

　　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沪抗战暴露出来的弱点，“先从外交方面，我国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根本的外交方针和真正的盟国。在表面上我们说是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一个心腹的国家做联盟式友邦”。而对于战争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写到:“事前不战不和又不准备，事后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又皆听从敌方的操纵，凡此种种皆给日本以便利，将淞沪土地断送于‘运输艰难后援不济’的痛语中。这种宋襄公之仁，实为任何国家所不取的对敌方法！”

　　未雨绸缪的秘密备战

　　早在“九一八”之后，张治中就曾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一二八”战事结束后，何香凝前往在常熟县东南东塘墅看望修整的张治中部时，再次赋诗《赠前敌将士》:“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参谋刘劲持回忆起1937年7月初，“我和同事漫谈时局，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日本侵华受到阻滞，上海市面繁荣，日本浪人敛迹，于是思想上放松警惕”。然而曾参加了“一二八”之役、此时已是京沪警备司令，统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张治中，对于未来中日在上海的再次战争却深信不疑。

　　早在两年前，张治中已经在国民政府授权下，在淞沪地区开始了极为秘密的备战工作。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张治中的任务，正是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教训，在淞沪地区制定长期抗战的对策。为此他“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

　　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30年代中期，张治中认为中日形势极为严重，为此于1936年9月23日和10月4日，两次向国民政府陈述在淞沪调兵备战的要求。张治中指出:“上海为我经济中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出，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需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为此张治中建议，“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亦代，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这便是张治中制定的《上海围攻计划》的核心。这个先发制敌的构想在1936年底就已经被蒋介石所肯定。惟一尚未决定的，是何时发动攻击。

　　在此背景上，日本在华北和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挑衅，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在1937年8月7日于南京召开国防会议，确定了8月11日京沪警备军进军上海，发动对驻沪日军的围攻。

　　“打给外国人看”的一仗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华东开辟战场，是抗战初期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民国史学家余子道认为，淞沪之战的战略企图和目的，绝非单一目的。南京大本营在1937年8月20日颁发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以“大本营训令”对淞沪作战规定，要“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而在政治意义方面，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理念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都讲保卫首都、保卫长江列为淞沪作战的既定原则。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从作战方面，正如当时的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于是8月20日，蒋介石最终作出“扩大沪战”的决策，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军队进军上海。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军有利的方面。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根据张治中的最低兵力部署，当时国军精锐之第88，87和36师都应该部署在淞沪战场。然而由于西安事变，第87师曾经调往西安长达8个月之久，而36师直到“八一三”之战爆发才火速调回。“（8月）13日晚接到最高指示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包括特别快车），统统为我师让路。”时任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说，“当时住在徐州、蚌埠及南京附近的军队颇多。为什么单独命令我师由陕开沪？因为我师和第87、88两个师是姐妹师，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而成。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两夜，16日即赶到上海。”虽然36师经过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声援，但临阵逐次增兵，早已犯了兵家大忌。

　　1 2

　　选稿:钱程灿来源: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蔡伟　吴刚　秦风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if(bg_color)tb1.style.backgroundColor = bg_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