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理事长毕玉玺因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已被判死缓，而他的妻子王学英也因涉嫌共同犯罪及单独受贿于4月18日被移送到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9日）
“贪内助”犯事并非个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英就因受贿罪被判十年刑；先后担任莱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及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的矫智仁因受贿160多万元受审时说过一句令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在矫智仁案的涉案金额中，由他妻子钟福卿直接经手的就达43万元。过去曾流行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那么在一个贪官的背后是否就一定有一个贪婪的女人呢？排除贪官包养的二奶、情妇，贪官的结发之妻在丈夫“江边湿鞋”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学英、韩桂英、钟福卿之流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多年来，我们的纪监部门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始终没忘记“贤内助”。处处“放权”给她们管理官丈夫的八小时之外，大力开展“枕边运动”，效果如何自不必说，着实也算热热闹闹，多法并用，防微杜渐，用心良苦矣！然而，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清廉官员家中定有“贤内助”，而在贪官之徒府中难有“贤内助”。且不说，“贤内助”的枕边功夫难敌贪官的贼手贼心，单说许多官妻自丈夫发迹的那一天，就在坐等数钱，根本羞当“贤内助”。一个早就“失防”了的后院，难免会有失火之日，更有甚者，她们还会主动出击，做腐败丈夫的专业“代理人”，进而卷入漩涡，不能自拔。
尽管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一口肯定贪官之妻均有犯罪嫌疑，但执法部门在查处惩治贪官的同时，“拔出萝卜带出泥”，让一个个“贪内助”现身、法办，却是刻不容缓、毋庸置疑的。尽管从“贤内助”到“贪内助”还有一个过程，且相当隐蔽，但我们的相关部门绝不能把此当作管理监控的真空，不能再在“贤内助”身上打“太极”，而应在发现、查处、法办“贪内助”上下硬功。尽管查处“贪内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贪丈夫的恶行，但通过起诉、审理“贪内助”的过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案件全貌，减少“跑冒滴漏”。在“贪内助”现出原形时，也让意欲涉贪的官妻们受到有形的教育和警示，一定程度上净化“官后方”的小环境。
“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真切地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在惩处案发贪官的同时，顺藤摸瓜，迎头痛打“贪内助”；也期待着有关部门在教育管理官员时，不要总把官妻统称“贤内助”。平时不妨采取灵活、有效的监控手段，从她们身上发现疑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让贪官现身。双向出击，反腐倡廉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特色、更有效果。(稿源：红网)(作者：周稀银)(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