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时期诸问题（课题追踪）

　　苏杭

　　姚金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不久前结项。该课题利用俄罗斯最新公开的有关档案资料，分24个专题研究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探讨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制定对华政策和策略的经过及其影响，分析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与苏联顾问之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力求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

　　研究了大革命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该课题对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华工作情况、“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情况作了详细叙述，分析了远东局的功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回国后反苏的原因。这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次。该课题还研究了苏联代表越飞、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罗易在华活动的情况，并对越飞的“三重外交”、鲍罗廷与陈独秀和孙中山等人的关系、维金斯基对中共的指导、罗易给汪精卫看“五月紧急指示”的动机等作了深入探讨。

　　纠正了大革命时期一些有关史实和结论上的错误。对于所谓1927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的说法，该课题根据新公布的档案研究后指出，“五月紧急指示”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来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收人不是中共中央或陈独秀，而是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该课题还依据可靠史料，提出了不同意“共产国际由于看重国民党而接纳其为同情党”的结论。此前学界广泛认为，共产国际不重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但该课题认为：五卅运动之后，共产国际曾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军事部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

　　重新研究了大革命时期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此前研究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大事件上作出了大让步，责任在陈独秀。该课题认为，国民党二大前陈独秀等人在维金斯基指导下与国民党右派的谈判，是一种分化西山会议派的策略。与国民党一大相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中的权力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至于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均由联共（布）代表布勃诺夫、鲍罗廷主持处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人们一直认为共产国际是其最高领导者。该课题研究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认为共产国际固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但由于联共（布）处在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的特殊地位，所以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此前有研究者提出，只要中国共产党策略得当，应该既可以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又可以开展土地革命。该课题分析了国民党领导层的结构和阶级属性后认为，由于浓厚的封建意识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国民党不可能支持土地革命，所以统一战线和土地革命不能两全。

　　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以同名著作出版。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3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