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环境维权：春天是否来临

　　新华社记者 邹声文 周玮

　　4月22日在京正式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获得了一笔129万元的中央财政资助。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资助民间环境维权组织，也是中央财政预算编制首次出现维护环境权益这一科目。专家认为，尽管这笔专项资金的数额不算很大，但意义不容小视。

　　环境维权已成关注热点

　　有关资料显示，近3年全国环保系统收到的环境问题投诉信件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仅2003年群众来信就达到50多万封，群众上访超过8．5万批次。“这表明百姓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近年有很大提高，环境维权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曾长期从事环保法制工作的李恒远说，“去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依赖于安全和舒适的环境，所以环境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表明，仅二氧化硫污染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100亿元。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仅遭受到不同程度大气污染的耕地就超过8000万亩，农产品的数量和品质受到很大影响。

　　更让人担心的是，环境污染导致百姓身体健康受损，恶性肿瘤、呼吸道疾病、重金属中毒等疾病在一些地方呈异常高发态势。在淮河支流沙颍河沿岸，出现了数十个“癌症高发村”，有关人士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村民饮用的井水被污染。类似的村庄，在其他多个省份也有发现。

　　“环境权利事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李恒远说，“维护百姓环境权益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我国必须尽快补上这一课。”

　　艰辛坎坷维权路

　　几年前，内蒙古赤峰一家铜冶炼厂曾因污染导致周围四个乡镇的4000多公顷林木、农作物出现叶面灼伤、发黄和急性坏死现象，专业人士计算出的经济损失达1223万元，但当地政府认可的损失只有13万元，两者相差十分悬殊。部分农户拒绝接受与实际损失相差悬殊的赔偿，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相应的赔偿，然而在付出了大量的诉讼费用后，官司仍然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与污染企业相比，老百姓在环境维权诉讼中无疑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技术、资金、制度安排、地方保护等原因，百姓的环境维权之路显得十分艰难。

　　举证是横在环境维权道路上的另一大难题。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环境污染赔偿诉讼适用“举证倒置”原则，即由污染企业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实践中，受害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依然不得不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要索赔就需要鉴定原因、评估损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境法专家王灿发说，“农民自己没有能力鉴定，受污染后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哪有钱来请鉴定机构做鉴定？”

　　而少数地方政府立场暧昧，甚至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客观上纵容了环境侵权行为。“许多污染企业是当地财政支柱，甚至是当地政府直接投资或者全力扶植的企业。”刘湘说，对这样的企业，地方政府常常会偏离公正立场，转而要求环保部门和当地法院“高抬贵手”“放一马”。

　　除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外，环境维权案件专业性太强，致使一些法官在审理时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把握，直接影响到案件审理的质量。

　　面对起诉、取证、执行等环节的巨大困难，许多环境权益受害者痛苦而“理性”地选择了放弃维权；少数受害者却采取了极端方式，甚至引发群体性冲突，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据介绍，拿到129万元中央财政资助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将专门成立维护环境权益中心。中心将在普及环境维权意识的同时，实施具体的环境维权行动：一方面，对有影响的环境侵权案件以及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特大环境侵权案件进行调查，提起诉讼，帮助受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维权；另一方面，针对国际贸易领域的“绿色壁垒”，帮助行业和企业进行环境维权。

　　李恒远说，这笔拨款离维权实际所需费用有很大差距。中心将设立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计划筹集2亿元以上的资金，来确保中心的维权行动。目前已有一家企业向基金会捐助了1000万元。

　　专家们认为，要迎来百姓环境维权的真正“春天”，除资金问题外，还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现行法律有关环境权益的规定过于笼统，特别是对环境权的内容、发生环境侵权后的救济渠道、技术鉴定、损失评估等均无具体规定，许多专家因此建议，应尽快明确环境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启动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和赔偿的专门立法，建立环境损害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等。专家建议，有关部门还应加强对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指导，对法官、律师以及环保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为确保公正司法，案件必要时可实行异地审理。

　　环保总局负责人曾在有关研讨会上提出，应让公众成为环境污染案件的诉讼主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让任何公民、团体和国家机关都能与污染环境者在法庭上一较高低。在民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关键是要确保侵权者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确保受害者拥有切实可行的救济渠道，获得合理的赔偿，彻底改变违法成本过低、维权成本过高的现状。”王灿发说。（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