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红袖章” 为何就颐指气使了

　　网友：石飞

　　“红袖章”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标识，名目繁多，门类各异，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与时俱进，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人们一说起“红袖章”，往往多是想到公安机关的“伪执法队”——“联防队”。其实，哪里是公安一家，此类“伪执法队”在交通、工商、税务、劳动、城管、环保、安监等十数个政府部门都长期大量存在。一些原本毫无执法职能的平头百姓，一旦戴上“红袖章”，就骤然地位巨变，权力加身，就可以颐指气使，耀武扬威，指点张三，训诫李四，限制王五，让人望而生畏。

　　“红袖章”何以具有如此威力？这也许与“红袖章”久远的“革命历史”和骄人的“光荣传统”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说，“红袖章”是与中国革命相伴而生的。在共产党领导工农打江山之初，不少情况下都是戴着“红袖章”革命造反、冲锋陷阵的。这在许多历史资料图片和影视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起义将士”、“农会队员”、“工人纠察”、“工农武装”等等革命中的仁人志士都曾经戴过“红袖章”。新中国诞生以后，百废待兴，执法力量稀缺，于是“红袖章”顺其自然地长期参与方方面面的行政管理，成为执法和权力的标识。到了文革浩劫时期，“红袖章”极度普及泛滥，当时除了“专政对象”——所谓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几乎全民皆戴“红袖章”。那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公检法”悉被砸烂，国家处于无法无天的非正常状态，近乎失控瘫痪，一切都由佩带“红袖章”的造反派说了算。他们戴着“红袖章”“打砸抢”，戴着“红袖章”恣意杀人越货，戴着“红袖章”随便把自己认为是“敌人”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段噩梦般的民族灾难史中，充满了“红袖章”残暴、野蛮和耻辱的篇章。我以为，现在滞留在执法队伍中的“红袖章”群体，之所以容易发生一些违法乱纪乃至穷凶极恶的行径，与文革浩劫时留下来的思想意识有很大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全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十六大以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被定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被当作党的执政能力来建设。在这种大背景和大环境下，再允许没有执法职能和权力的“红袖章”继续混迹于执法行政队伍，充当“伪执法队”，“狐假虎威”，就显然不合时宜，为法律法规所不容了。加之，“红袖章”群体中屡曝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等等伤天害理的丑闻、恶案（媒体时有披露，数不胜数），惹得民怨沸腾，因此彻底废黜“红袖章”的呼声日益高涨。彻底废黜“红袖章”，是法制社会的必然，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

　　由于当前我国执法力量不足等原因所致，想马上全面彻底清除“红袖章”，很难做到，这需要一个渐清渐除的过程。但彻底废黜“红袖章”的目标毋庸置疑，决心必须坚定，态度必须积极，措施必须得力。在这方面，公安部门的做法值得称赞。一是，去年9月3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通知规定，从即日起，治安员“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至2008年1月1日，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二是，对暂时留用的治安员强化培训管理，提高素质，预防避免出现问题。譬如广州市公安机关近日就对全市的386名治安员队长进行了为期5天的封闭式培训，传授法律法规知识，训练文明礼仪仪态，培训徒手实战技术。公安部门的做法颇具积极的示范引领意义，希望目前凡使用“红袖章”队伍的部门都能像公安部门一样，订出一个“彻底废黜”的时间表，并采取切实措施，使暂时留用的“红袖章”尽可能地不出或少出问题。

　　“红袖章”的渐退，说明法制的渐强。废黜“红袖章”，势在必行，法定必行。“红袖章”全面彻底退出之日，便是法制社会建设成功之时。我们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