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陈丹青“出走”之后怎样

　　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三日电 题：陈丹青“出走”之后怎样

　　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的辞职事件实在不能算是新闻，因为陈的辞呈是在去年十月提出的，距今已过去半年之久。而且，他也并没有真正出走，在校方的挽留下，他最终决定留在清华完成自己的任期。因此，陈丹青的出走风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次“出走未遂”。

　　这件发生在半年前的事之所以在最近的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且至今余波未了，一方面是由于陈丹青作为著名画家的“名人效应”，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现行研究生考试制度的质疑。

　　陈丹青于二000年回国任教，成为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然而不久后他就领教了“中国式考试”的威力。在这一年的博士生招生考试中，陈丹青从二十四名考生中严格挑选的五人全部因外语不过关而落榜。不光是博士生，他想招收的硕士生也均因为政治或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被拒之门外。由于政治、外语的关卡，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让陈丹青深感荒谬的是，美术专业招的学生应该是艺术家苗子，为什么非得达到标准要求的政治、英语成绩，他认为这“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

　　于是，一封言辞恳切的辞职报告送到了有关领导的桌子上：“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认为不合理的不光是招生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他不明白的是，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词汇的表格和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有什么关系。

　　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陈丹青都强调自己批评的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而不是哪所学校。“舆论滔滔，我诚不愿外间对清华及院方有误解。”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徐友渔撰文指出：“陈丹青的出走，我们都有责任。”令他不安的是，许多学者在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弊端时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鞭辟入里，但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鲁迅在多年前曾经说过，“出走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出走之后怎样，是进入迷茫的又一程呢，还是真正步入幸福，这是一个问题。”今天，陈丹青同样抛给有关人士这样一个问题：出走之后怎样？

　　事实上，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有权招硕招博的学校，一直在进行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但改革的中心思路是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监管力度，结果是考试越来越程式化，并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就表示：“面对招生体制存在的弊端，虽然我们都有无力感，但我仍然想说。诸多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既然是人为的，难道真的不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