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法律白条”：记中国法官十杰、阳泉市中院执行局局长于昌明

　　于昌明（右二）和同事们将执行回来的赔偿款上门交给当事人吕银。讨公道，费尽周折，打赢官司却执行不了，对手拿判决书的当事人来说无异打了一张“法律白条”。在刚刚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对日益突出的法院“执行难”现象反响十分强烈。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于昌明大胆探索新时期法院执行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破解兑现“法律白条”存在的难题，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从1998年以来，由他领导的庭、局共审判执行的各类民事案件2117件，执行标的额26．9亿元。于昌明先后获首届中国法官十杰、第八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今年“五一”表彰的全国优秀工作者等殊荣，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执法为民的风采。

　　“提级执行”：减少扯皮内耗

　　于昌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少讲执行难，多想怎么办”。1997年秋，盂县明星集团公司先后被16家债权人起诉到阳泉市5家法院，法院判决后当事人几乎同时申请执行，标的额达1．2亿元人民币。这些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几家法院相继查封了明星集团的资产，执行时却发现市中院查封的库存产品已被县法院拍卖。这种各自为政、重复查封、重复扣押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形成执行资源浪费，而且造成了法院之间的猜忌和执行工作的混乱。经过反复论证，于昌明决定尝试“提级执行”。在请示院领导后，市中院将所有涉及明星集团的执行案件统一提回集中执行，经过执行人员两个月的辛勤工作，这一老大难案件圆满执结，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强制执行法》，现有的执行条款太原则、太笼统，可操作性差。于昌明根据立法精神，针对上下两级法院执行资源分散、形不成合力的实际，依照《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上级法院有权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也可以把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的规定，尝试开展了“提级执行”。这种做法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不谋而合。

　　“审计执行”：防止转移财产

　　“欠款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团体利益的作祟，许多被执行人千方百计规避法律，逃避执行。于昌明针对法院执行人员普遍缺乏会计专业知识，而对方又惯于提供虚假财务报表、转移财产、隐瞒收入等问题，充分运用法律规定的有关强制措施，在全省率先实行“被执行人财产审计制度”，使执行工作变被动为主动，许多“骨头案”迎刃而解。1998年11月13日，平定县妇女刘某和孩子乘车时遭遇一场车祸，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某烧成重伤。这起纠纷经法院判决后一直未能执行，刘的丈夫是一个憨厚的汉子，他来到法院找到于昌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的家塌了天，老婆住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急需救命钱，可客运公司拒不执行判决。”于昌明的眼框有些湿润，连忙扶起他，郑重地说：“你先回去照料病人，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第二天，于昌明来到客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却回答：现在企业改制，别人也欠我们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于昌明马不停蹄地找到阳泉市一家审计事务所，依法进驻该公司进行审计，审计报告表明，该公司虽有“三角债”，但隐瞒了其下属企业的一笔经营收入。通过据理力争，该公司只好履行了判决书。由于我们社会信用体系还在逐步完善中，不讲信用的行为被发现和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较低，对失信行为的惩罚程序不够严厉，惩治使失信付出的成本远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于昌明的做法无疑受到肯定。实践证明，“审计执行”除了可以强化执行效果外，还可还当事人一个知情权，消除双方抵触情绪。该办法后被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吸纳。

　　“易人执行”：克服松懈厌战

　　“易人执行”是指在一个案子久拖不决时，对负责执法的法官即时调整、调换继续进行执法。阳泉铝矾土矿曾为一家企业贷款担保，2002年春借贷期满后，被担保企业无力偿还70万元的银行贷款，阳泉铝矾土矿遂成为被执行人。在这一案执行过程中，针对第一批负责执行的同志陷入困境，久执不下，于昌明即时调整了人员，使该案在短短一周得到执结，并通过执行和解、债权回购，一揽子解决了涉及四家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于昌明认为，执行人员经常扑在一个案子上、尤其是较复杂的案子上时，容易产生厌战、畏战思想，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换一个人就等于换一种思路，换一种做法。还可以总结经验，冲破关系网，积极主动地办理案件，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去年5月9日，首席大法官肖扬在接见于昌明时对这种做法给予高度赞扬。

　　“听证执行”：阐明法理情理

　　判决书的执行，不可贸然采取强制执行，应从改革稳定的大局出发，讲究方式，提高质量和效率，争取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阳泉市郊区西峪掌村农民吕银，老伴常年生病，一家四口靠儿子在煤矿打工度日，谁料，1997年7月的一次井下滑车事故使儿子瘫痪，一辈子与世无争的吕老汉打起了官司，劳动局、法院、鉴定中心……7年奔波，终于讨回公道，2003年7月法院判决赔偿15万元，但该煤矿一分也不给，吕老汉欲哭无泪。2003年8月，于昌明帮吕老汉办理了立案手续，带领2名法警前往该矿守在坑口，走一辆车收一车的煤款，一天收了3600元，解了吕银燃眉之急。接着，于昌明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律师以及双方代表等召开听证会，互相陈述，唇枪舌剑，阐明法理情理关系，被执行人理屈词穷，最后达成了赔款协议。现在这种“听证执行”方式在全省司法系统得到推广。

　　“公证执行”：配合强制措施

　　民商事案件复杂，有欠款不还的，也有“鸠占鹊巢”的。1997年5月，香港客商林湘在阳泉市投资兴建了一家大型汽修厂，却被他人非法占用经营。2003年5月，林湘胜诉后，提出返还申请。多方的干扰和压力纷至沓来，被执行人拒绝到庭，拒绝清点、移交财产。这影响到内地的投资环境，怎么办？于昌明琢磨出了“公证执行”，请市公证处到现场对查封冻结财产的数量、特征等进行证明……林湘很快重新走进了自己的企业。今年39岁的于昌明，1987年7月从省司法学校毕业分配到阳泉中院，1995年入党，曾任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等，1998年开始主持执行庭工作。在自己的执行生涯中，尝遍了酸甜苦辣，有两件事于昌明没齿难忘。一次是去东北异地执行，在返回的路上，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达13个小时，又困又冷，险象环生；一次是在太原南郊执行案件时，遇到村民围攻，挨打受伤。那一幕幕场景迄今记忆犹新，促使于昌明对“执行难”进行理性思考。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取得了研究生毕业文凭，并在各类专业报刊发表论文10余篇。他深知要想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仅凭感情和辛苦是不够的，必须与时俱进，突破“禁区”，创新制度。经过总结整理，他主持制定了执行机制及管理制度、执行措施、便民措施等三方面47项内容3万余字的《执行制度汇编》。除上述新招外，他还探索实行了“指定执行”、“代位执行”、“悬赏执行”、“交叉执行”、“督办转办执行”等，许多举措符合实际，体现了法律的精髓，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走在全国司法界的前列，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执行难导致执行乱，执行乱加剧了执行难”。为杜绝内部执法行为的随意性和无序性，于昌明还主持制定了执行立案、调查、内部管理等十一个方面61种共4万余字的《常用民事执行法律文书样式与制作》，推行“阳光执行”，培养造就了一支维护公平正义、敢打硬仗的执行队伍。本报记者李强左燕东本报通讯员段艾生(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网络编辑：张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