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华融成都办事处的“家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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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总经理张桂林和儿子、女婿一起，将不良资产的处置变成了一个家族生意，这样一个在普通人看来昭然若揭的不当行为，在法律上却面临着难以定性的困境

　　张桂林已经进入看守所一个多月了。对这个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的总经理来说，他春风得意的日子在2004年12月30日退休时终结。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任务是收购、经营、处置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在成都的办事处负责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的不良资产。

　　2005年2月4日，张桂林被公安机关传讯；2月6日晚，张被拘留；3月7日被逮捕，理由是“涉嫌徇私舞弊，低价折让出售国有资产”。公安机关的行动基于一份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审计人员调查统计：在过去近5年里，华融成都办在不良资产的评估、拍卖、成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由其儿子、女婿和身边亲近人士组成的不良资产处置链条。(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主要职责包括：审计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国有金融机构、证券公司驻四川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分支机构的财务收支和承办审计署交办的事项)

　　但对接手此案进行侦查的公安机关来说，到目前为止一直令他们头疼的是对张桂林的行为如何从法律上定性，虽然此前审计署的报告已将张桂林处理不良资产的链条勾勒出了清晰的线条。

　　不良资产处置的家族生意

　　2004年2月，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审计人员入驻华融成都办。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审计人员在审阅华融成都办资产处置卷宗过程中循着蛛丝马迹顺藤摸瓜，令华融成都办的不良资产的处置链条渐渐清晰。2005年1月，审计部门将华融成都办的审计事实及案件疑点材料一并移交给四川省公安厅。

　　不良资产的处置一般分为三步，首先由资产处理公司委托一评估机构对待处理的资产价格进行评估，然后在网上发出招标公告，招标拍卖行，最后是获得标的的拍卖行将资产公开拍卖。

　　审计署的报告表明，华融成都办的不良资产处置环节，几乎被两个公司完全垄断。

　　评估环节多由一个叫张漠的人开设的会计师事物所进行。后查证，张漠是张桂林之子。

　　在接下来的招标和拍卖环节中，成都市场上众多拍卖行也不得其门。四川苏富比拍卖行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不参与任何政府标的的竞争。这家于2003年12月成立的公司，曾在开业前半年内，积极争取政府标的，其中也包括华融的不良资产拍卖招标。“但这些招标都是走过场，从来都不当场开标。我因为关系不过硬，又没有亲戚在当一把手，一单都没有拿到。”苏富比拍卖行的董事长李绍宁对本刊说。

　　在华融的交易记录里，华融成都办的所有不良资产拍卖几乎被亚华拍卖公司包揽。该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董事长叫余礼全。“他是张桂林的老搭档。”成都商界一位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余礼全是四川宜宾人氏，上世纪90年代初，张桂林在工商银行宜宾分行当行长时候与余礼全结识，自此交情匪浅。此次张桂林被拘，余礼全也在同一天被警方刑事拘留。

　　而亚华拍卖公司的副董事长叫刘江明，是张桂林的女婿。这层关系成为人们质疑华融资产处置公正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处置链条的末端——不良资产的购买方，余礼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公安机关透露，余礼全除担任亚华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外，还成立一些其他公司作为不良资产的接盘方。

　　在这样一个类似家族生意的处置流程背后，则是多宗没有竞争的不良资产处置。

　　2001年，成都华融办处理西安银丰公司一笔2亿元债务。其一栋抵债大楼被张漠的会计师事物所评估为1000万元。而市场人士均认为该楼的市场价应为2.2亿元。

　　随后，该资产进入不良资产的处置流水线：由亚华拍卖公司拍卖，由成都乐施置业公司独家竞买，以1000万最低价成交——据工商资料显示，乐施置业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其董事长正是余礼全。“目前西安银丰是侦查重点。”四川省公安厅一位警官告诉本刊记者。

　　审计署的报告还指出，2002年5月中旬处理的蓝光大厦、金牛经贸大楼的部分商务楼，蓝光大厦第13层商务楼总面积936.73平方米，原价4000多元/平方米，张漠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价仅为1880元/平方米，不足原价四成。当时，成都多家媒体对此评估价提出质疑。

　　海口的蜀海大酒店，总面积有5500平方米。“如果按该酒店所处位置的地价来推算，价值应在5500万以上。”成都商界一位人士说。但最后居然以50万的价格成交据说接盘方是余礼全的一个建设公司。

　　位于三亚的海景花园，有26000平方米的别墅区，在当地售价为1万/平方米，但最后的出售价格是600万。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套房产的拍卖行是亚澳拍卖行，但事先并没有履行拍卖手续，而是事后补上。接盘者大东地产有限公司，“是一家临时注册的公司，2001年注册，2002年便撤消。”而这些只是华融成都办旗下170亿不良资产处置中的一小部分。

　　案件的定性困境

　　虽然通过审计署的报告和坊间舆论，华融成都办不良资产处置链条几乎已经一览无余，但公安部门的取证工作却陷入了胶着状态。目前，负责侦查此案的四川省公安厅经侦队正增派人力。“从成都市公安局调来两个人，接下来，经侦队自己还要再派三个人加入侦办队伍。”一位接近此案的工作人员透露。此前，负责此案的人员已有五名。

　　而自张桂林2月6日被拘留，2个月的羁押期限快要到了，但张桂林的罪名还无法确定。

　　当时批捕的罪名——“徇私舞弊，低价出让国有资产罪”被检察院驳回。“检方对案件的认识与我们不一致。根据目前的证据，他们对案件的认识是玩忽职守。”该位工作人员说。在法律上，玩忽职守的量刑相对较轻。判定是否低价出让国有资产的难点在于如何认定主观故意。比如其中的评估环节，这是不良资产定价的关键环节。

　　但不良资产评估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规，业界中人对其中的操作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总裁李绍宁说，评估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评估所选择的方法不同，折旧不同，价格会相差很远。

　　仅仅从情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无法取代量刑定罪中需要的铁证。“你仅能指责评估者为水平所限，不能认定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利益交换。要问责资产管理者，不过是失职而已。”一位办案人员无奈地告诉本刊记者。

　　低价处理不良资产的主观故意难以定性，接下来，处置资产的链条中张桂林的儿子张漠和女婿刘江明身份的关联，成为定性的指向重点。

　　由儿子包揽评估业务，女婿垄断拍卖，身边亲近人士接盘不良资产，在社会舆论看来，完整的家族处置链条下，牟私利之心昭然若揭，但办案机关却依然陷入取证难题。“这个链条顶多能指责他不避瓜田李下之嫌，但无法确定他有低价处理的故意。”一位办案警官说。

　　而据接近案子的人士透露：“案件调查没有向不良资产处理链条的其他环节展开。”

　　而且公安机关介入此案是根据审计署的报告，而审计署从2004年初介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调查，到公安机关介入，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如果真有什么猫腻，也有充足的时间来掩饰。”一位办案人员叹息道。

　　据四川省公安厅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这个案子可能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调查取证，而两个月羁押期渐近。据媒体透露，已经有人向公安机关提出保释张桂林和余礼全。

　　不良资产处置的规则缺失

　　据悉，国家审计署2003年年底完成并提交国务院的“2004年审计项目(草案)”中，并未将四大资产公司纳入审计范畴。但此“草案”经由国务院高层领导审批时，要求审计署安排18个特派办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因此，2004年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成为审计工作重中之重。

　　2005年1月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通报了2004年对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结果。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

　　张桂林案只是其中尚待取证的冰山一角。在这次审计风暴后，庞大的不良资产处置中缺少游戏规则的现状，被展现无遗。

　　一位前建行资产保全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在业务处理过程中，对资产的评估判断也是无章可循，“目前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缺乏一套系统的资产评价指标来评定资产价格。更多时候，行长办公室的意见才是最关键的。”

　　在这样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约束的游戏里，张桂林以“低价折让出售国有资产”被拘具有很多偶然性。

　　在此案中，假如他的儿子、女婿没有明目张胆地走到前台，形成一个明显的不良资产处置的家族链条，恐怕连审计署的审计和舆论的质疑都毫无落脚点。

　　央行研究局风险管理处处长卜永祥向本刊指出，不良资产地域性、行业性差异实在太大，定价体系将非常复杂，因此对不良资产定价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但市场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尽力达到公平的必然趋势，让多个市场主体参与处置过程，或许可以让不良资产的定价和处置达到最优化。

　　撇开这些技术性问题，更有资深金融界人士对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做法本身提出质疑。“这1.4万亿的不良资产剥离，可以说是闹剧一场。我仔细计算过，就是直接核销也比这样搞好。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是怎么追坏帐的？说是‘不良资产的处置’，不良资产不能‘处置’，不良资产其实是要‘经营’的。”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向本刊指出。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