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筑就“防火墙”（看点）

　　本报记者　崔士鑫

　　进入“鹤城”齐齐哈尔市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一条条整洁宽敞的街道，一片片规划有序的居民小区……人们感叹，在短短三四年间，一个“大屯子”似的重工业城市，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了解鹤城建设的人们更赞叹，在日新月异的建设中，鹤城没有重蹈“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覆辙，城市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了“双赢”。鹤城人说，这得归功于“无底价招标”等一系列防止腐败的创新举措，在建起高楼大厦的同时，也筑就了反腐败的“防火墙”。

　　预防“病毒”大胆“链接”

　　“工程上马，干部下马”。前些年，许多高速发展的城市，摆脱不掉这一可怕的怪圈。2001年，站在新一轮发展起跑线上的齐齐哈尔，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长期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杨信的思考更深一层，“关键是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使土地管理和城市建设中产生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以往，从土地划拨到工程建成，简直可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腐败链”。首先，因为缺乏经营土地观念，土地市场没有建立，出售土地使用权常常依靠领导“批条子”，靠领导拍板。而工程给谁干不给谁干，基本上是“暗箱操作”。这就留下了巨大的“腐败空间”，于是有些人就走后门、拉关系、贿赂干部，什么手段都使出来。有的地方，每平方米土地只售一元；有的工程，工程款成了“无底洞”……

　　怎么办？当时招标、拍卖方式在全国还不普遍，而齐齐哈尔不仅大胆使用这一方式，还更进一步，大胆“链接”，推行国际上流行的“无底价招投标”，即：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政府需要出钱建设的，谁要价低就给谁干；政府要收钱的，谁出钱多就给谁。

　　“无底价招投标”好处在于：过去，出于保证工程质量等原因，有关部门都要对工程的成本进行一些核算，形成“标底”。为摸到这一“标底”，不少人挖空心思，向有关干部发起“攻势”，种种腐败现象由此而生。而“无底价招投标”彻底铲除了这一腐败的土壤。

　　但也有人提出疑问：这样做，会不会造成工程质量下降？

　　“我们统计过，这些年各地出现的一些‘豆腐渣’工程，都是高价工程，没有一项是低价中标的，重要的是加强监管……”市领导在各种场合宣传“无底价招投标”的必要性，并引用多种数据和事例，终于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系统”安全高效运行

　　2003年，齐齐哈尔市查处了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大小地主”案件。“大小地主”曾在该市取得了3块土地的使用权。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土地部门没有一人违规操作。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土地部门干部素质高，”齐齐哈尔市市长林秀山感慨，“主要是我们的制度完善、健全，堵住了漏洞，保护了干部。”

　　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这一平台上，汇集了建设、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大家一起议定价格等相关问题，既避免了各自为战带来的混乱，也能相互监督，防止“暗箱操作”，参与其中的干部不再怕糊里糊涂地被拉下水。

　　“阳光工程”也带来了明显的效益。自引入“无底价招投标”机制以来，通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一项，所获资金就达22多亿元，是前10年土地出让金总和的20多倍。

　　“阳光工程”改写了“工程上马，干部下马”这一“定律”，变成了“工程上马，造价下降”。许多过去易滋生腐败的公共建设领域，现在成了一个个亮点：通过公开竞标，原定100余万元支出的市委、市政府地段的拆扒工程只用了20余万元；党政办公中心工程通过公开招标，节省资金5000多万元；中心城区道路、路灯、绿化建设实行“买活”的办法，即当年只付给承建单位部分苗木费，其余分两年按成活率给付，使绿化效果显著，不再“年年种树不见树”……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防腐抓源头”。“阳光工程”在齐齐哈尔已延伸到全市更多领域，“无底价招投标”制度已推行到所有的招投标领域。

　　反腐“版本”及时“升级”

　　走进齐齐哈尔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有一种庄严的感觉。墙上贴有“评标纪律和注意事项”的评标室、上方安装着摄像头的开标大厅……处处透露出严肃和正规。

　　就连一些细节，也被制度设计者们想到了：就在评标室门外，专门设有一处“廉政灶”，供参与评标的专家评委就餐，以免外出就餐，造成有关情况泄露，导致投标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制度确定了，落实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齐齐哈尔市建设局局长王洪生深有体会，“如果细节不到位，制度也可能流于形式，收不到预期效果。一些新问题出现了，反腐败的‘版本’也得不断‘升级’，我们就是让制度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完善，越来越规范。”

　　“无底价招投标”取消了工程标底，有人又玩起媒体公告的“猫腻”———周六、周日到媒体发布招标广告，许多人还没有看到，周一上班公告就结束了。市里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出台规定遏制了这一苗头。

　　反腐败“版本”的“升级”意味着不断创新。一般拍卖是请来公证部门监督，但齐齐哈尔市认为，土地、工程项目的拍卖不完全像卖瓷器、古董的交易拍卖，重点是监督招标拍卖部门有无违规行为，因此政府派监察局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并设有大量的监督席，各企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一般市民，都可以担任监督的角色，有疑问当场提出，有关部门则必须现场给以解答，程序才能继续下去。

　　“同行的监督比监察部门的监督更厉害。”齐翔建工集团副总经理黄宇说，“因为大家都是业内人士，都很懂行。比如说，建设领域，如果别的企业通过‘暗箱操作’，低价拿到了土地，就会让他的产品更有竞争力，这显然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就得监督别人。同样的，别的企业也会盯着我们。”

　　有一段时间，一些有钱有地的大单位自己集资建房，又成了腐败的“保留地”。市里很快就取消了各单位的集资建房，实行“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水池蓄水，一个龙头出水”的机制，确保土地全部进入市场，防止出现“分店”，规避市场监督。

　　不少地区在土地拍卖时，按土地面积计价。这样一来，企业以招投标方式拿到土地后，建设时又“走后门”找领导、找规划部门的干部，超出规划多建房。齐齐哈尔市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因此改为按建筑面积收取相关费用，房子违规多建了，就得多交钱。结果，让他多建他也不干了。“升级”后的程序再次自动杀灭了“病毒”。

　　“工程上马，干部下马”案例（小资料）

　　大搞“隐蔽工程“的沈泰：长江水利委员会原副主任（正厅级）、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管理局第一副局长、长江水利委员会招投标管理办公室主任。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招投标”大权，多次收受投标单位的“谢金”33万元人民币、5000美元。

　　爱收“喝茶钱”的毕玉玺：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中谋取利益，办案人员仅从他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在审讯过程中，他认为他只是收了些“喝茶钱”。

　　“前仆后继”的石发亮：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发出“一个‘廉’字值千金”的名言。他利用职权，直接插手高速公司招投标，涉案款物折合人民币3200多万元，与他的前任曾锦成、张昆桐一起，成为同一个岗位上“前仆后继”的腐败典型。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6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