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听证制度有待完善

　　张瑜

　　价格听证源于制约行业垄断的需要。政府作为各方利益的调节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听取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并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作出决定。听证会制度是政府听取民意的一种民主程序,它以多方的参与、规范的程序、利益的平衡、协调和共存,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我国在1998年《价格法》中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公共决策程序;2002年《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制定和调整,主要是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明确了具体的听证规则。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目前的价格听证会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众所周知,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如律师和当事人,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都反映着这种契约关系。代理人在委托人的授权下,代表委托人行使权利,接受委托人的监督。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能够真正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二是能够努力实现委托人的利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听证会代表与民意社会公众之间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听证会代表可以被认为是民意的代理人。如果听证会代表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实现民意,那么举办听证会的意义和公正性必将大打折扣。

　　听证会是一个让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得以表达,并展开辩论,最终形成理性决策的平台。听证会代表并不是简单地代表个人,而应该是某一方相关利益群体的代理人。然而,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复杂性,以及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民意“人格主体”的虚化和缺位,民意代理人的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听证会代表从事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代表不仅要能够把自己代表的民意客观地反映出来,而且要对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意见。这样,在听证会代表的遴选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对矛盾有意愿当听证会代表的,可能没有相应的能力;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却没有意愿去当代表。

　　目前,听证会代表一般由听证会的组织者指定,这种自上而下的产生方式遭到公众的质疑。有些听证会的组织者机械地规定公务员、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知识分子等代表的比例,限定标准,对号入座,以职业、社会阶层的区分代替民意的分歧,以形式上的广泛性代替民意的多样性。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本身都不能清晰界定,更谈不上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了。

　　听证会要真正体现民意,这是听证会的基本追求。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有赖于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激励和约束,代理人就没有了动力和压力。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公共品是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特性的物品,“代理民意”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对于公共利益,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普通公众会有一种“搭便车”（FreeRide）的心态,即便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也不必去劳神费力,总有需求更迫切的人去争取和主张权利,自己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这似乎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也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经济学原因。听证会代表作为民意代理人,其代理民意的收益将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成本,如耗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收集意见和证据,将由听证会代表独自承担。由于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造成听证会代表激励不足,使得“代理民意”这种公共品的提供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另一方面,不少听证会代表履行“民意代理人”职责的好坏并不对民意负责,也不对听证会的组织者负责,其间没有任何机制上的约束。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利益驱动,没有制度约束,完全靠道德觉悟,行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如何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呢？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听证会代表的选择应充分体现民意。从理论上讲,代表应由相应群体、阶层的公众推荐产生,而不应由组织者指定。为提高可操作性,组织者可以先公布方案,让社会公众广泛讨论酝酿,形成比较明朗的意见后,对有意愿担当听证会代表的报名者,按照所持意见的立场进行排队和资格审查,形成“备选代表池”,最终的民意代理人将从“备选代表池”中随机产生。

　　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使民意代理人更好地履行职责。一方面,要保证听证会代表拥有便利的信息获得渠道（包括收集民意和获取价格决策相关信息）,降低其“代理民意”的交易成本;同时进行一定的成本补偿,给予其必要的经费保障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劳动报酬,吸引和激励“代理民意”这种公共品的更多提供。另一方面,鼓励行业协会等民间自发群体的成长,让有意愿、有能力、有约束的社会团体作为民意的代理人。这样的群体有参与听证会的动力,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和约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专门的知识,更适合为理性决策提供咨询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