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社会学　费孝通居功至伟

　　中国观察之李强专栏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4月24日在北京逝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在介绍费老对社会学的贡献之前，恐怕还是要说明一下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通常说，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然而，在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与经济学、政治学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学曾经在1952年至1979年长达27年的时间里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学科”的帽子。1979年费老组织一批学者重建中国社会学，迄今也有26年时间了。所以，在新中国的岁月里，一半时间取消了社会学，一半时间在重建社会学。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社会学的必要性了。在解决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贫富差距、流动人口问题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社会学家的贡献。近来讲得很热的“和谐社会”，已经使得社会学从潜学逐渐变为显学。正是由于有了费老的重建社会学，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成绩，费孝通先生确实功不可没。

　　如果从历史上看，费老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费老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发表的，这是费老潜心著述、才华横溢、卷帙浩繁的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老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费老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然而，最后终于不许说话了。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

　　笔者对于前两个阶段并没有亲身的经历，因此不敢妄加评论，而对于改革26年来的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却有亲身的参与，仔细想了想，费老有三方面的贡献是不能不提的。

　　费老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早在社会学恢复之初，费老就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表述为“五脏六腑”的建设。所谓“五脏”是指：建立社会学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刊物和出版社。所谓“六腑”是指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今日中国高等学府的社会学专业大体上是按照费老的蓝图建设的。

　　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我们知道，社会学在知识体系上既有实证的派别，也有“反实证”的派别。所谓实证派就是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喜欢用事实说话，所谓反实证的派别就是比较注重理论思辨，不太注重现实问题。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中国的社会问题丛生，费老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学当仁不让的职责。所以，他为中国社会学所选择的方向当然是走实证的道路，更为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为此，费老特地从具有突出实证风格的美国社会学界请来了最初的社会学教员，为中国的学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培训。

　　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在国际上，社会学的药方曾经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过突出贡献，譬如，在美国，什么问题曾经是困扰美国社会的头号问题呢？这就是种族问题。然而，曾几何时，美国的种族问题逐渐淡化了，转机来自美国社会学家的一剂良药，即“school　bus”方案：消除种族歧视从娃娃抓起，让不同种族的孩子同坐校车上学，由于在上学的路上结成了小伙伴，当他们长大以后，种族的意识自然就淡化了。如果回想26年来中国社会学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努力，哪一项研究的影响最大呢？应该说，还是费老在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的战略影响巨大。今天，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这应该是费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财富。

　　本期专栏作者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唐昊：供职于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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