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费孝通北京病逝

　　95岁费孝通北京病逝

　　生前系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老生平

　　费孝通，男，汉族，1910年11月生，江苏吴江人。1944年入盟。1933年燕京大学毕业，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逝世前任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1938年起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等。建国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六、七届中央主席、第七、八、九届中央名誉主席。

　　曾发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著作50余种及社会学专著若干种，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凌诺斯基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1988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7年被授予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1989年被授予香港大学文学博士。

　　追思

　　他是我的“费哥哥”

　　——吴青(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与冰心的女儿)

　　吴青亲切地叫费孝通为“费哥哥”。昨天，刚从瑞士回来的吴青不顾身体的疲劳，与家人一起到费老家里进行了吊唁，“他是我最后去世的一个哥哥”。吴青坚持把他爸爸的学生都称呼为“哥哥”。

　　吴青在电话里回忆说，她同费孝通与王同惠的第一个孩子差不多大，当时王同惠还不太会照顾孩子，一般她母亲都会在给她洗完澡之后到费孝通家给他的孩子洗澡。

　　在学术方面，吴青认为费孝通一直在实践着“社会学中国化”理念。吴青认为他这么大年纪，而且身体又不太好，但他一直坚持田野调查，很不容易。吴青认为这与他出生在农村有关，“他还有一个姐姐一直生活在农村”。

　　他是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郑杭生教授说，昨天他获悉费老去世的消息后，很震惊，也很悲痛。他说，费老的去世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确定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也是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

　　郑杭生教授分阶段介绍了费老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郑杭生说，是费老把人类学的研究方向由初民社会(没有开化的社会)转向文明社会，并提出了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模式，在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郑杭生还说，1949年以后，费老还希望通过社会学维护和促进新社会的发展，他相信社会学一样能为社会主义做出重大贡献。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很多社会学家被划成右派，费老也受到了冲击。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过程中，费老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开了“土著研究土著”的先例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20世纪学者很多，大浪淘沙，纵观学术成就，费先生的成果是值得赞叹的。费先生不但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同时又有原创性，有中国自己学术传统的感觉，这让他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很特别。

　　《江村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费先生在英国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半个世纪之后，才被翻译成中文。这本书对国际上的中国学影响很大，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无论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有指导意义，也是社区调查的典范之作。费先生的研究，使国际上人类学从异文化、他文化的研究转向了本文化的研究，开了“土著研究土著”的先例。

　　费老肯定广东“建设文化大省”：

　　要“借脑袋”更要“造脑袋”

　　“如果能够活到100岁，看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造出来的‘脑袋’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咱们心底肯定更高兴！”2003年9月27日，93岁的费孝通生命里最后一次外出考察时，在东莞虎门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

　　一见面，费老就以敏锐的触觉，打开了话匣子：“广东最近正大张旗鼓准备建设文化大省，这是为南中国经济再一次起跳积蓄能量！”

　　费说，我们有过“精神讲得多、物质讲得少”的年代，但现在却面临着“物质讲得多、精神讲得少”的问题。现在珠三角经济快速飞跃，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经济上来就行了，忽视了文化事业。

　　“其实不然！”费老深入进行分析，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总是“借脑袋”就会永远跟在别人身后，经济全球化要求文化、教育“两条腿”来支撑跳跃，因此，我们既要善于“借脑袋”，更要学会自己“造脑袋”！

　　“脑袋怎么造？”费老对广东6年投78亿元建重点文化设施的举措拍手叫好！他说，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广东顺应潮流，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不断为经济注入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在新一轮发展中获得比较高的起跳位置，也才能跳得更高，更远！

　　开弦弓村：一个小乡村因他名扬海外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

　　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了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最近一拨是日本甲南等大学的学者。”开弦弓村村委会主任姚富坤回忆说。几十年来，村里经常有不同肤色的学生、老师出入，村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误入虎阱受伤，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难。听从姐姐的劝告，费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

　　在村里人的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地在笔记上作着记录。

　　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的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

　　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费的学生邱泽奇介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21年后的1957年，费再次来到开弦弓，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重访江村》里，费对中央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在转眼间费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这一指责使费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1981年。在此期间，费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邱泽奇说，费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不至于颓废一样。

　　1981年，费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村里的情况让费很惊奇。

　　费发现，进入八十年代后，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开弦弓村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费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费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以了高度评价：苏南地区有些地区在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新京报》供稿

　　图：

　　2005年4月25日，著名学者费孝通的灵堂在北京的家里布置完毕。

　　北京娱乐信报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