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靶子:"政治明星"高勇的坠落说明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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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人建议判处高勇死刑的那一刻，高勇努力维持着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他开始请求免于一死。

　　这是4月13日至15日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高勇期间，让旁听者难忘的一幕。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勇，因受贿等罪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高勇生于1965年，31岁成为副厅级干部，35岁升为正厅级，一度“星”光耀眼。但是这颗“星”的暗淡也来势突然。坐在被告席上的他，不过40岁。这颗政坛“流星”蹿升和滑落的轨迹，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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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高勇捞钱之易，以及其对股市破坏力之大，让人心惊肉跳——比如，公诉机关指控，高勇在证监会工作其间，“英豪科教给了他90万元，在泰港集团刘邦成处拿到160万元，禾嘉集团18万元”，而从导致案发的世纪中天拿到的是120万元——天啊！“圈钱”十几亿才给了83万，那么这么多的黑钱究竟酿成了多大的股市之灾？再说严重些，这又多大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和经济秩序？

　　其次，高勇奇迹般的升迁路径，也颇有剖析价值。熟悉他的人说，高勇做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对有权者努力讨好”，“认为（与领导）把个人情感联络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处，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这上面，从而走入歧途。”我相信，这话很实在。不过反过来想，这话要放在高勇“出事”前说，也许就不是这样子了——那时肯定不说“走入歧途”，而会说“走上金光大道”。据悉，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一年后才能转正，至少需要14年－18年时间才有可能担任副厅级干部。但“规定”对他不起作用，为什么？联系到上述知情人的分析概括，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再次，除了一份让人惊叹的简历外，高勇同样有一份令人吃惊的学术成果清单：31岁时拿到博士学位。而且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10余年时间，他竟然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取得研究员职称，成为三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我没有读到过高勇的“成果”，也没有见过对他“学术水平”的权威评价，但我们可以做道算术题，10余年时间发表论文317篇，算下来基本上是每月三篇的样子，然后还能每年“参编”或“独著”两本书。照此看来，如果高勇的“学术成果”都是“真材实料”的话，他简直是比爱因斯坦还要爱因斯坦的天才！

　　因而，高勇这颗“流星”，实是由扭曲的用人方式、媚态十足的学界环境、黑幕重重的市场潜规则所共同促成。其人生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世象的集中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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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官缺乏的并不是挫折教育 而是严格的制度制约

　　诚然，希望官员通过挫折教育，学会正确对待个人得失，勿因仕途的一时裹足，铸成歧途的一世失足，舆论此情可悯。只是小儿剂量的药如何对付得了成年人的病？何况，在“仕途受挫”与“腐败开闸”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链条，倒是“曲径通幽”另有所在焉。

　　纵览近年落网的贪官，不论仕途得意之人，还是官场失意之人，一个共同特征是：只要为官，只要想贪，就能贪，就敢贪，以致贪官进账动辄千万亿万，“巨贪”纪录一再刷新。而在这些贪官中，受过仕途挫折的一些人，想必在“财源广进”时，又比他人多了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快感——没能戴到更大的官帽子，那就扒搂更大的钱袋子吧。如果把他们的腐败仅仅看作对仕途受挫的意气用事的“反弹”，岂不是“小儿科”了点？

　　其实，丛福奎、高勇们缺失的绝不仅仅是挫折教育，比起各种制度性监督的缺失，有没有挫折教育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比如高勇早在年纪轻轻一帆风顺担任凉山州副州长时，就有受贿的劣迹。比如丛福奎大肆敛财并非密不透风，却迟迟未被查处，直到他被中纪委“双规”前，还在主持河北省某市的“三讲”教育工作，在台上唾沫横飞地大谈人生观、世界观，大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简直就是对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制度的公然嘲弄。但何尝不也是在昭示这些制度的形同虚设、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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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勇创造的“奇迹”并不仅仅是他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同时他在学业上也没耽误过，他在职读硕士，在职读博士，还是教授、研究员。学者型官员近年来似乎已成了一种风尚，这没什么不好，但问题的关键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如果是后者，我们就不能不警惕权力的滥用会波及到学界，官场的腐败会诱发学术的腐败。人们想象不出以管理为业的官员、以科研为业的研究人员和以教学为业的教授，三者怎么能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只怕其象征意义会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职读学位和官员的兼职活动同样需要受到制度的规范，这是对官员权力的制约，也是为学术的纯洁负责。

　　媒体在报道高勇的时候，大量地用了“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这样的词汇，但在笔者看来，他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即使人们怀疑他的学术成果，但也不好否认他是一个上进的年轻官员，人们在谈他的“功利性”的时候其实也承认了他的上进心。只是对这样一个人，在我们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去约束他的权力、规范他的行为的时候，就早早把他推上了高位，这就如同把他推上了一辆没有制动装置的车，一艘没有救生设备的船———生死由他去了。纵然人们是出于一种培养与信任的好心，纵然他有过人的才华，但他也依然逃不出悲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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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官落马往往要做一篇忏悔录或悔罪书，其中无不会写道，自己放松了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甚至不学法，不懂法。其实，全是骗人的鬼话。像高勇，不是学习少了，而是因为他的学习不是用心，而是用嘴，甚至把学习作为政治投机的敲门砖，口头上信仰马列主义，行动上奉行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会议上侈谈马列主义，暗地里则是马列主义的叛徒；属于手电筒式的人物，只用马列主义照人，自己却并不实行甚至对着干。所以，高勇在认罪书中所说的“我真想从头再来，那样我一定努力去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值得尊重的人，至少全力去做一个干净的人、自由的人、愉快的人”，其实同样是一派鬼话，是故作惊人之语，是政治作秀的自然流露。

　　当然，我们寄希望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弱化领导干部的权力，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使官员不能贪、不敢贪。同时，我们更要在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对政治理论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大功夫，彻底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学用脱节，言行背离，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人格分裂的劣习和顽症。

　　编辑点题：

　　年仅39岁的高勇是四川省建国以来罕见的三高贪污犯罪分子，面对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的政坛明星，人们有惋惜，有鄙视，有责备。高勇贪污难道是因为缺乏了挫折教育吗？高勇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导致高勇这颗“明星”坠落？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请将感言写入留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