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江村告别“亲密地疏离”

　　费孝通先生远去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还有一种治学的方法。正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费孝通先生在百年之后仍然站在科学的高峰。

　　社会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作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大多是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开创的。正是这样一批学者，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比较高的起点上。

　　然而，在中国学术发展的长河中，曾经进入一个混乱期。我国学者虽然看到了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景象，大量引进国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但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是许多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的社会科学才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费孝通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停留在已有的学术积淀上，设坛讲学，而是因应时代的变化，重新进行田野调查，并且发现了苏南模式，发现了中国农村致富之道。

　　当我带着虔诚的心态拜读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报告之后，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心情。那种平易近人的文风，仿佛是在湖边的垂柳下，手中摇晃着芭蕉扇，谈天说地。按照当今僵硬的作文范式，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能都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费孝通先生给出了结论，并且提供了得出结论的调查数据。

　　现在，笔者正在沿着费孝通先生的思路，进行中国当代农村法制调查。可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艰辛和挫折，非常人所能够想象。寻找转轨期的细节，犹如打开历史的纱布，重新审视某些人所不愿意让公众看到的伤疤。这样看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成果更显珍贵，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叙述，让我们了解到了调查的经过。在不经意间，给了我们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的断层，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在费孝通先生之后，我们可能不缺西方的社会科学术语，但我们缺少了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实践与创造；我们可能很快地就会适应西方所营造的学术氛围，并且在那样的学术语境中自由翱翔，但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不再是中国问题，或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于西方的思维方式，离中国的国情越来越远。

　　中国学术这种“亲密地疏离”，可能会让中国的社会科学更像是一门“科学”，但是，这又有什么作用呢?当我们用西方人的思路、西方的本位意识、西方的叙述方法、表达方式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了融入感和亲切感，而只有高高在上的“学术”。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有的人走出乡村，远涉重洋，可是他的目光依旧探寻着那片故土；有的人从未走出过国门，可是他们的思想早已经被“奴化”。在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日子里，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应该静下心来，对中国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进行全面的反思。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