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对人类学的贡献

　　费孝通先生享年95岁而去世，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颗巨星。对许多人而言，费孝通名气虽大，但究竟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甚至许多学术界人士谈论他，也是空泛无边。笔者有幸见过他，从一开始就叫他费老，而且至今仍从他的学术思想中受益，因此觉得有义务说一说个人的一得之见。

　　人人都说费老是社会学家，其实他更是人类学家。笔者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门外汉，但隔雾看花，其中的区别还是依稀可见。社会学家观察社会比较宏观，比如城市人口、就业状况、职业的性别差异等等；人类学家即使总结出宏观的理论，也常常从微观入手。比如人类学家在一个村里一蹲就是几年，事无巨细，一一记录，最后能够以小见大。像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这类人类学作品中的大手笔，正是基于作者微观调查和分析的功夫。简单地说，虽然大家殊途同归，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观察社会的方式还是多少有些不同：前者见森林，后者见树木。

　　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视，大家喜欢称费老是社会学家，却忽视了他作为人类学家的意义。其实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调查并不少，有日本的满铁搞的，有美国学者主持的，也有中国学者自己作的，范围都跨越数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但是，这些调查都无法替代费老的《江村经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费老的调查是人类学家式的。没有他的这本书，我们对20世纪初江南的了解会有巨大阙失，对明清江南社会的认识也会大量丧失。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地方历史的记录，如同官僚行政一样，基本也到县志为止。况且，即使是县志中的记载，常常也是士大夫之间互相转抄，并非自己调查的结果，记录十分含混，可信度甚低。有的县志中，几个城镇的人口数据从明代到清代竟完全一样。可见是没心没肺地转抄而来。

　　而地方社会记录的空虚，正是费老的切入点。他到了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把村民生活的细微末节都记录下来。当时开弦弓村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社会形态。这本人类学著作，也就成为不可替代的明清史料，可以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含混的记录。比如他对水利组织的描述，基本成为理解明清时代基层水利组织的出发点。另外，村中船户，在传统方志上并非没有，但除了记录一个船户的名字外，最多有十几个字。费老则把他们在城乡之间建立的商业网络交代得清清楚楚，为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经济的商业化，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可以说，没有费老，就没有我们现在对江南基层社会的知识。

　　传统士大夫不下基层的毛病，在现在的读书人中还非常严重。“秀才不出屋，尽知天下事”。受到现代学术的洗礼后，大家知道要实证一些，但还是喜欢宏观，最多用几个数据点缀一下自己所知道的“天下事”而已。所以，大家把费老从一个人类学家变成社会学家，并非出于无意的疏忽，而是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和学者心态的不平衡。因此像费老这样细致的调查，几乎成为绝唱。

　　费老走了，前面的古人消失了，后面的来者在哪里？如今社会科学的学者中，有多少人肯走费老的路？这是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