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春天，一个孤独的身影迎着最灿烂的太阳向光亮深处走去。费孝通在中国田野里行走了75年的脚步，现在不得不停下。95岁的他和我们告别了。

　　也许老人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了，他貌似曲折跌宕的一生，其实最终仍是在循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本分的路径前行-以士大夫的结局终其毕生。

　　士大夫区别于普通官宦阶层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政治活动与自己的学术内容结合起来。“政治型学者”，是外界流传的一个关于他的称呼。费孝通与其他“国学大师”级的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就在此。

　　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埋头治学，晚年则进入到了国家权力的中枢，先后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实现了一个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学而优则仕；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明显的性格特质———重情、坚韧。

　　于是他存在的符号定义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他不再只是一个忙碌的老者形象，他成了众多读书人的心灵典范。他走了，但他的灵魂仍在黑暗中舞动。

　　《江村经济》这篇著作不但使费孝通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一代宗师，更让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在论文中费孝通为该村取了一个学名叫“江村”)这个小村落的人们记住了他。几年前，费孝通的一名学生来到这里考察，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拉住了他。1935年，费孝通在这里调研时曾在老人家住过，至今老人仍称费孝通为“洋学生”。老人说，当年费孝通爱吃一种笋，长在水田里，这次他亲自下田拔了一把，要费孝通的这名学生带回北京给“洋学生”。他还拿出当年他和费孝通的合影，喃喃自语：“不知道洋学生还记不记得我？”

　　《江村经济》成为经典著作流传于世，而与此有关的一段爱情却留在思念里，它只存在于老人的梦中，这一梦就是70年。在这70年里，老人自述常常“半夜来梦”，“情义”二字成了压在他心中最重的一块石。

　　24岁那年，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爱情，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

　　数十年后费孝通写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费孝通习惯于调查式文稿的简练文笔，而对于王同惠，他的文字却如诗般多情。

　　但是，与其他热恋中的男女不同，费孝通和王同惠是理智的，他们并没有让夏花一般绚烂的爱情成为羁绊，阻碍事业的发展。

　　他们共同署名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语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同时，她提议他们合写一篇著作。这个提议令费孝通怦然心动，但竟注定了至为惨痛的人生悲剧。

　　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他们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调研。王同惠当时为三年级学生，费孝通则已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并考取公费留学，其后就要远赴英国。

　　前方的路途变幻莫测，而一路上，他们幸福着，激动着。他们在心里偷偷约定，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更是让开花不久的爱情牢牢扎根。

　　考察进行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而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自下山求援。然而天妒良缘，在半山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7天后，王同惠的遗体漂浮在湍急的山涧中。那天，他们刚好成婚108天。

　　被营救后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在奠定费孝通成为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这本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1939年，他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结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仍难忘怀前妻的费孝通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王同惠葬于梧州。墓碑在动乱中流落于当地一所学校，被一位有心人花心思保存下来。费孝通上世纪80年代复出后，墓碑才得以复立。1988年12月，与爱人分别53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费孝通谒同惠碑，睹碑思人，慨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告慰爱人的在天之灵。

　　1957年至1980年，这23年的时间在费孝通的生命里几乎是个空白，一个学者的23年空白，足以令其郁郁一生。这源于他最初面对政治时，仍摆脱不了学人的“幼稚”。1957年，在《重访江村》一文里，费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抄家，关牛棚、挨批斗，1969年下放到沙洋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平反昭雪。这期间，妻子孟吟与费孝通同甘苦，共患难，此后更相伴一生。

　　“荣辱任来去”，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费老在经历了如此的磨难之后，仍未忘却做人的“真性情”：他最爱吃的是家乡的“臭豆腐”，即便是90多岁高龄时仍未忘却这一嗜好。他说，臭豆腐也必须是自家“臭”的臭豆腐。把从市场上买来压得半干的豆腐泡在自家的腌菜缸的卤水里，经过一段时间取出来，用油炸过便可食用。看着表面金黄，咬开里面发青，其外焦里嫩、味道鲜美可口。制作这种卤水的原料是油菜，每到清明前油菜尚未开花时，菜心长出细长的茎，趁其嫩时摘下来，放入缸内，在盐水里浸泡，经过霉菌的孢子入侵、发酵，变得又脆又软，散发出一种特殊气味。习惯的人说香，不习惯的人说臭，“而我最喜欢这个臭味。”

　　有人戏称费孝通长得像“弥勒佛”，费得知后如孩童般大笑：“弥勒佛好嘛！心胸开阔，大肚能容。”

　　没有人知道，对于士大夫这个称谓他如何思量。但是出于一个士大夫的本性，他仍执拗地实现着他“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决心。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著作等身，开创了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个政府高官，他尝试着把自己的学术理论用于治国。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一个才是他心仪的角色？至今他没有告诉人们答案。

　　费孝通用自己时间不算长的为仕经历，重复着中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信条：“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的更高精神。”由此他传递出的是一条朴素的信息：当官的人与老百姓相比，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理想，负有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费老，至情至性，一路走好。

　　作者：晨报记者于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