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时代

　　顽童时代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作者：钟丽思

　　定价：18元

　　2004年11月出版

　　丽丝是个聪明出奇的女孩，也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她和孩子们学苏联英雄集体吃蚂蚁卵、在课堂上给睡觉的同学画大花脸、滚铁环、斗蟋蟀……但是她又那么富有正义感，她救过奄奄一息的小孩；帮助过讨饭的难民……

　　这就是新世界出版社日前推出的中国版的“窗边小豆豆”———《顽童时代》。我们为您摘选一段集体吃蚁卵的故事。让您重温已经逝去的童年的快乐，体味那曾经的天真烂漫的岁月。

　　集体吃蚁卵

　　在“英雄主义”的驱使下，孩子们崇拜英雄、学习英雄的热情高涨，但是在那个还不太明白事理的年龄，“我们”往往有惊人之举，比如集体吃蚂蚁卵这种事……

　　也许是随了各自爹爹的缘故，大院里的孩子，几乎人人尚武好斗，且顽皮异常，又几乎都不去幼儿园的。部队里，军官的妻子们统称“家属”。几乎所有的家属都闲散在家，而又几乎所有的家属，都不能将她们那些精力旺盛的宝贝蛋牢禁家中。

　　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小一点的，自有三两一伙、四五一群，下地抓抓蟋蟀，上房堵堵烟囱；十来岁的娃娃就不一样了，他们偷马骑，偷车开，偷枪玩……，玩得带兵打仗的父辈们头痛欲裂。

　　最终将孩子们管束起来的，还是那些十七八岁的警卫员、通讯员。小伙子们将首长们的孩子按年岁分级，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摔跤、跑步、爬竿、讲故事。

　　前三项，我兴味索然。我从不与同龄人斗力。因为爸爸说：“跟同龄男孩或跟比你大的女孩争斗，是最没出息的窝囊废。”而照警卫员们定出的“军事纪律”，我又绝不能分去大孩子一级，才六岁多哩！

　　只有故事会，是不分年龄的。我最喜欢。

　　五十年代初期，在那片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人们祟尚的是英雄。我们心中的偶像，清一色，全是又年轻又勇敢、既高尚且简单的人。

　　中国偶像，当然有被敌人挑在枪尖的放牛郎王二小，十三岁的王二小孤身一人将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有用胸膛去堵机枪的黄继光……至于外国的，则全是苏联偶像：如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

　　怪得很，小小年纪，我们想的不是如何好好活着，而总是憧憬如何壮烈死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理想的死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院的五个孩子，他们发誓要学狼牙山五壮士，面对越缩越紧的包围圈，拔了枪栓砸了枪把，然后哈哈长笑，纵身跳崖……

　　会议厅前有一棵硕大的黄桷树，枝杆硬朗，浓叶婆娑，可供好几十人乘凉清谈，四川人叫“摆龙门阵”。家属们各自端张小板凳，在日影里、月影里纳鞋底织毛衣。孩子们则分头寻了适意的树杆树根根坐了，诚心诚意地为自己或为朋友，争先恐后描绘就义的蓝图……偶尔为父辈走过时听了，尽管他们人人都有一章刀头舔血的历史，也不禁为儿女们这种狂热的赴死精神皱眉。倒是没人干涉。也许父辈们觉得：孩子们说说而已，反正死不了。聚在一堆探讨一下死亡的方式，总比小家伙们劈了树丫做弹弓，列了阵对射安全得多。嘿，谁知道这些老军人想什么呢！

　　有个周末，照部队惯例，操场上放起露天电影来。是个苏联片。我记得是黑白的，片名却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叫《真正的人》就是叫《无脚飞将军》。

　　故事很简单———那年头，似乎一切都很简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架苏联飞机被德寇击中，飞行员弃机跳伞，双脚受伤。他在森林里爬行了好多天，靠吃蚂蚁卵，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遇救时，双脚已坏死。医生将它们齐膝截去。克服种种困难后，他居然带着两条假脚，再度登机，激战蓝天。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黄桷树下，话题骤变：孩子们一致认定，漂漂亮亮地活着，比轰轰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倾神往！于是，便想方设法，要仿效那无畏无惧的无脚飞将军。

　　如何仿效？参军么？虽然我们年龄不齐，但参参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么，不知何时何日才盼得如此机遇。“走！”也不知是憋急了的谁，振臂一呼，“到林子里练爬去！”

　　一帮孩子便开始练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个个都满脸伤，满身脏，越是艰难，便越是崇拜那位苏联英雄，越是五体投地向前进，一面拼命想象着自己的双脚早已坏死。

　　那段时间，军营里的日子正常得不正常了：没人偷筲箕支麻雀，没人堵烟囱，甚至对任何一块窗玻璃，都没人有雅兴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门哨卡就会有一番热闹：放学的，背了书包急急往那儿赶；学龄前的，立在那儿拉长脖子往盘山道上望。待两拨人一会合，“呜啦！”一喊，几十只脚，相跟相随，追命般练爬去了。

　　那些练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属。天未擦黑，从食堂打回饭来，她们便走出户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调地唤着各家儿郎的名字，长长地，悠悠地，一声一声歌似的往林子里递去……

　　终于被唤回家的未来无脚飞将军们，立即卸甲冲澡，然后立着，一声不吭。这时，家属们各自拿出棉签、小瓶儿（不外是些酒精、红汞、紫药水，她们结了队去医疗室讨来的。）开始东一横道西一竖地往孩子身上涂。饭后，把未来无脚飞将军的泥衣泥裤扔进一个直径一米的大木盆，架块搓衣板进去，开始一边唠叨一边洗。天天这样。

　　我从不参加练爬。这比爸爸要求我的要容易多了。我相信，如爸爸要求的那样：只要一只耗子能活的地方，我就能活。与其练爬，不如寻条菜虫喂我那四穴黄丝小蚂蚁。

　　为了黄丝小蚂蚁，我平生第一次跟人打架，且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原因就出在无脚飞将军身上。

　　终于有一天，所有练爬的孩子都已确信自己能在森林爬行三日。练爬运动胜利结束。孩子们深感成功，又顿觉失落。

　　几天后，又一位崇拜者想出个学英雄的新招：吃蚁卵。

　　大家很快便寻得些破碗残碟断码钉，相邀相约翻蚁穴，见天功夫，就将整个大院弄得坑坑洼洼起来。

　　我赶紧回家问爸爸：“如果一只耗子为了活命，会不会吃蚂蚁的蛋？”

　　爸想也不想，就说：“会的。咦，你问这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问一下。”就跑了。按照孩子们不成文的规矩，谁将事情泄露给大人，就是“叛徒”，叛徒将失去所有的小朋友。我决定参加吃蚁卵的壮举。

　　在电影里，出现过两次无脚飞将军吃蚁卵的镜头。我们当然决定每人吃两窝。

　　第一个蚂蚁窝被翻出来了，欢声过后，立即哑然：太恶心了，那些卵！成千上万的小蛋蛋，密麻麻，惨白一堆垒着，一群蚂蚁慌慌张张，散去聚来……

　　我直觉心头发怵。看看别的孩子，有人打寒颤，有人连脸上都起了鸡皮疙瘩。然而，对苏联英雄的崇拜毕竟使孩子们勇敢起来。刘团长的儿子，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咬着牙关，沉沉发誓道，“老子绝不临阵逃脱！”便一手抄起那堆白东西，连泥，连几只蚂蚁，一并愤怒地倾进嘴里，咽了下去，满脸视死如归般肃杀。

　　以下，再翻出蚂蚁窝来，就没有人作难了。孩子们义无反顾，一人一窝轮着吃，个个脸上都呈着大无畏的神态。

　　到我吃时，便偷偷在心中默念道：“耗子能活，我也能活；耗子能吃，我也能吃。”默念两遍，也吃了下去。虽然以耗子为榜样，未免亵渎英雄，但我终究完成了英雄完成过的业绩，就也释然了。

　　蚂蚁卵子，一窝一窝被翻了出来，又一窝一窝，被吃了下去。终于有个周末，吃卵大队搜索到我家墙根，发现了那六个蚂蚁穴。

　　对于黑蚁的倾巢覆灭，我无动于衷。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让那四穴黄丝小蚁惨遭横祸———一年多来，都是我喂我养。我们是朋友。

　　我对大伙儿说：“咱们另外再找吧，这些黄丝小蚁是我的老朋友了。”

　　大家坚决反对。反对我这种将人蚁友情看得比英雄主义更重的坏行为。大家都觉得，另寻蚁窝，是“贻误战机之罪”，对不起我们崇拜的无脚飞将军。

　　大院的孩子都不善舌战。三言两语未能了断的争端，必以武力解决。于是，既然四窝蚁都在我保护之下，我就必须轮流与原本该吃这些蚁卵的四位朋友相搏。

　　这是一伙在梦中都要血战沙场的军人后代，谁不曾练过几日拳脚？我们用断码钉在泥地上画了个大圈：谁被打出圈外，谁就输了。

　　我的对手败下两名后，我依然微弓了腰，满脸鲜血地站在圈内，准备迎战第三名。

　　第三与第四是孪生兄弟，只比我大几个月，平日练的，就是联手拳。他们招呼也不打一个，竟双双扑上来，左右夹攻跟我干。

　　这下可乱了套！吃卵大队立即泾渭分明化作两军对垒：有人帮我，因为“双打一”不公平；有人帮他们，因为孪生兄弟是“正义之师”……于是圈也不用了，两边人马各自认明后，便拳打脚踢，混战一团。立着的固然红了眼拼命，倒下的又挣扎再来……

　　到大人们终于发现时，我们已伤得七七八八了。

　　大人们又好气又好笑，背的背，抱的抱，把这批苏联英雄的崇拜者统统押送军医院。

　　我掉了一颗门牙，左肘脱了臼。

　　爸爸把我从军医院领回来，进门就用皮带抽了我一顿。理由是，我的拳头不应该砸在自己人身上。

　　我没有哭，也没有分辩。随后，他又细细问我，在单打时，我的拳是如何出的，对手的又如何……

　　我被爸爸关在家里，坐了三天“禁闭”。

　　“坐禁闭”就是不许出门口。三天来，只要我偶尔走到阳台，便看见有小朋友在我家楼下徘徊。只要我爸出门，就有人来敲窗户。孪生兄弟用纸包了石头扔上来，纸上写着：“我们已经喂过黄丝小蚁了，放心。你的右钩拳很准。”

　　唉唉，我的童年的、真诚得傻气咄咄的伙伴啊！你们都在哪里呢，如今？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27日 第二十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