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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说过：“如果人们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并没有意识去承认任何公正的获得，哪怕是暂时的，那么这种社会状态就不可能产生。”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首先真正意识到不公平，并且具备了对不公平的痛感和对未来公平的渴求，人类走向公平的进步才成为可能。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公平的进步，正是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对种种悖逆于公平原则的事实不再麻木不仁为前奏的。所以，当今中国在建设和谐公平的社会进程中，觉悟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以及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追根溯源，是公平获得的首要前提。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公平观念，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必然同该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看，“均”与“平”历来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必将更加显著地在社会公众的心理感受上体现出来。20多年来，以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换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种变化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有的受益，有的受损，受益者又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因受损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区别。根据现代心理学的分析，社会成员的心理感受与行为方式更容易受自己所得和他人所得比较的影响，当人们认为比较是合理时，就会产生公平心理，反之，则产生不公平心理。正是这种攀比心理的影响，不仅受损者有强烈的不公平感，受益者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感。从我国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状况的感觉而言，存在着各有意见、都有牢骚的现象，这些意见和牢骚，其实都是不公平感的表现。在人们感受到的所有不公中，最通常也是最直接的是分配不公。现实生活中急剧扩大的分配差距和不公，除了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的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非劳动、非市场因素的介入分配领域所致，从分配的视角看，根本性的原因在于规则不公、身份不公和机会不公的积累和外化。市场化导向改革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在合法的规则下实现自由交易，减少非市场因素对资源配置结果的影响。规则公平要求不同产品以及不同劳动之间的交往应当有一个为全社会所公认的尺度和原则。但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强势群体由于掌握重要权力或者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改革决策，使规则的制定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很低，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力量有限。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决策机制事实上偏离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导致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不公平的偏向。这种缺失了公平性的活动规则，使得社会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分配的倾向性，成为社会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中，身份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公平，就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成员之间在身份上的不公平。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了工农和城乡经济的分割，并且促使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与非农两大基本阶层。非农业人口天然获得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可“世袭”继承下去，而农业人口则天然丧失了这些权利。不同身份的人所享受的权利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进一步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没有人能够否认，我国目前的社会不公，普遍的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身份不公平的必然结果，我国社会的不公平从而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大量的资源被集中在了城市，而农民则被户籍制度和城市的歧视性政策拒之门外，难以共享城市的繁荣。社会公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然则，在身份不公平的前提下，不但与拥有不同权利和不同身份的劳动者相配置的物质生产资料不可能是公平的，而且劳动者在入学、就业和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上也受到极大的局限。机会的平等要求摒弃先赋性的不公正因素（如特权、身份、等级）的影响，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从而拓展自由创造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则，在身份不公平的现实条件下，谋求机会平等无疑是缘木求鱼。社会不公，当超过了人们可以容纳和忍受的最大限度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新一届政府对此已有高度认识并已采取了相应的举措。社会公平正作为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议事日程。相信，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正确领导，一定会把社会不公控制在最低限度。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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