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外交的传世经典——玄奘西行求法系列之四 佛学成就 他树起了一座高峰

　　佛陀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困惑。若能清除自身的贪欲，便可以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

　　实际上，佛教一如生命，也要经受这样的历程。

　　在印度，释迦牟尼落伍了，那原本如脐带一样供养了万千佛徒的法轮初转的鹿野苑枯萎了；在中国，在东亚，在南亚，吸收了玄奘文化的佛教却依然强盛。

　　走向印度佛教堂的，供养佛祖的现在大多是外来者，印度人更多是看客，印度人即使有人信佛教，也已经是“新佛教”了，“新佛教”相信现世报，不相信来世报，这是对释氏佛教观的大胆反叛；把中国玄奘佛陀奉若圭臬的，是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的虔诚让中国人叹为观止。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紧接着玄奘又参加了印度5年一度、历时75天的佛教“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五印度各国凡是懂得佛教或婆罗门教义者，不限教派、学派和不同观点都可以参加辩论。玄奘在会上看到了戒日王及其伟大的布施精神，他深受鼓舞，对自己献身于释迦牟尼的事业，充满了自豪与信心。

　　大会后，玄奘再次向戒日王提出辞行归国，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及那烂陀寺僧众再三盛情挽留，鸠摩罗王还许诺，如果玄奘愿意留在印度，他可为其建造一百所寺院供他传经，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公元642年六月,玄奘怀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信念，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归国的路程。

　　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别一番洞天，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局面。宗教政策也不断成熟完善，放弃了对佛教的排斥和打击。玄奘万里西行的成功，适应了唐王朝扩大对外关系发展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平安回到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及其他一些经籍共657部，金檀佛像7尊，佛舍利(即佛骨)150粒，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在中国，佛学也开始走上自己的巅峰。玄奘之佛教 一种心灵智慧的烛照

　　佛教其实是一种智慧。

　　它也是一种巧妙的处世哲学，一种存留于上层权力和凡世百姓之间的哲学。

　　释迦牟尼时代，是不崇尚权力的，他主张个人的修为，不希望权力的介入，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时代，佛教在印度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

　　玄奘不一样，玄奘深刻地体会到佛教要发展必须藉以政权的力量，官府的推动，玄奘了解中国国情。

　　所以，回到大唐长安前，玄奘先奏书唐太宗，再三对自己的离去表示道歉，并解释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种种理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玄奘的态度感动了唐太宗，其实玄奘不这样，唐太宗也不会拿他怎样，但这是给官府一个台阶。

　　应该说，唐玄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时代，一个生机勃勃财力雄厚的时代，在这样时代里的几个皇帝诸如太宗、高宗乃至武则天，都是喜欢佛的人，这应该说是成就玄奘的基础；但换过来说，为什么不能说大唐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臣民呢？大唐一派繁盛，威加四海，难道没有唐玄奘的一点儿功劳？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把一个中国人从未了解过的世界，把异域的风光介绍给国人，极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是否也影响了有唐一代的大政方针？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经西域回到唐都长安，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为东征高丽，已进驻洛阳。行前他已接到玄奘即将返抵长安的报告，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玄奘。

　　这一天，有关官员远迎玄奘到都亭驿安顿住下。次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全城的寺院出动了所有的幡幛、幢盖、宝案，排列于自朱雀大街至弘福寺的路侧，僧尼们穿着一新，列队送玄奘及其带回的经、像、舍利前行。一路上吹吹打打，梵乐不断。都城士庶和文武官僚分立两旁，数十里间香华缤纷，赞响彻天。长安城里万人空巷，争相欢迎和瞻仰自佛国载誉归来的大和尚。

　　过了几天，玄奘到洛阳面见唐太宗，他再次向唐太宗陈述自己西行求法擅自私行的惭愧心情，彻底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也为自己争取了主动。

　　随后，玄奘有条有理地向太宗汇报了往返天竺的经过，详细介绍了在西域和五印度的见闻，包括自雪岭以西直达印度境内几十个国家的物产、风俗、历史、佛迹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往昔张骞、班超所未闻见，《史记》、《汉书》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唐太宗极大的兴趣。他十分高兴地夸赞玄奘的学问和风节，认为超过了西晋名僧释道安；要求玄奘将在西域至印度各国的亲身见闻著成一书，供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这是一次彻夜长谈。整个晚上君臣间的促膝谈心，究竟对彼此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后人也许无法窥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玄奘给唐太宗洞开了另一扇天窗，唐太宗了解到中国不曾见识过的许多许多。

　　是不是玄奘的归来影响了大唐的外交战略，不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拜见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后，唐太宗为玄奘的博学多才、通达事理所动，力劝玄奘还俗辅政，参加中央政权，但对于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委婉谢绝，表示愿将余生致力于佛经翻译，并顺便提及希望得到朝廷物质上的帮助与支持。

　　玄奘之译经 促进了古代中、印两国的交流

　　唐太宗当即决定，让玄奘栖居长安弘福寺译经，一切所需由朝廷元老大臣房玄龄负责解决。三月，玄奘自洛阳返长安，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人才济济、阵容空前的高水平佛经翻译机构很快便组建起来了。

　　玄奘担任译主，五月中旬译经正式开始。当年年底，就译出《大菩萨藏经》等佛经34卷，同时利用译经之余，由他口授、弟子辩机记录，开始着手西行游记的写作。第二年(646年)七月，洋洋12卷的《大唐西域记》便告完成。这部书记载了西域及南亚次大陆13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及文化宗教各方面的情况，是至今研究古代东西交通及古西域、印度等地区历史、地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玄奘译出大乘瑜珈派主要经典《瑜迦师地论》l00卷。六月，应邀前往玉华宫谒见唐太宗。为纪念玄奘西行取经的绝俗事迹、表彰他译经弘佛的功德，唐太宗亲为玄奘所译经论作序，写出《大唐三藏圣教序》，长达78l字。同年十一月，皇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为悼念亡母文德皇后营造的长安慈恩寺新建落成，寺内特建译经院，玄奘奉敕主持慈恩寺并领导译经院的译经事务。在这里，玄奘培养了大批弟子，创立了慈恩宗，在唐代佛坛上盛行一时。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了收藏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免遭火灾等意外，经朝廷批准，在慈恩寺西院建造了一座佛塔。这座塔仿印度佛塔式样，全用砖、石造成，共有5层，高180尺，这就是闻名至今的西安大雁塔。

　　玄奘在长期的奔走中，深知“不依国主，法事难行”，所以频繁出入宫廷，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但玄奘与宫廷的亲密接触也是为了佛教事业，他的接触也是有原则的接触，并非依附。他可以拒绝唐太宗让他陪同征辽的旨意，但他又不拒绝宫廷对于译经事业的庞大财力支持。

　　正所谓既保持了原则，又具有灵活性。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正月，高宗立代王弘为皇太子，玄奘奉旨在慈恩寺为皇太子设五个僧斋。十月，皇后武则天怀孕将产，玄奘为之祈祷。十一月武则天赐与玄奘袈裟一领。十二月五日，武则天生男满月(即后来之唐中宗李显)，敕玄奘进宫为佛光王(皇子)剃度，落发受戒。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正月十三日，唐高宗到洛阳，敕玄奘陪从。玄奘乘回洛阳之便，就近回乡与姊张陈氏相晤。在姐姐帮助下，寻到父母坟茔所在，躬身扫谒。并求得高宗批准，改葬父母的坟墓，东都僧俗万余人参加迁葬大典。之后返回长安，继续译经。

　　玄奘在印度游学期间，曾向印度人民介绍过中国的文化艺术，对戒日王讲说唐乐大曲《秦王破阵乐》。归国后，他又把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并把在印度已经失传的佛典《大乘起信沦》还译为梵文，保存了印度古代佛教典籍。玄奘所进行的这些佛教文化活动，促进了古代中、印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奠定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玄奘开始翻译大乘教的根本大典《大般若经》。这部典籍卷帙浩繁，梵文共有20万颂。徒弟们觉得字数太多，工作量太大，希望能选篇节译。玄奘认为此经在国内虽已有译本，但容量不全，误漏甚多，如果选译，难免阉割原文，有失本旨。他没有顺从弟子们的意愿，不删只字，全文翻译。此时，玄奘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仍然不畏艰难，毫不松懈，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终于在公元663年年底完成了这部600卷的鸿篇巨著。从公元645年归国起，至此译经生涯19年，共译经论75部，l335卷。

　　“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译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季羡林先生如此评价说。

　　也就是这洋洋巨著，耗尽了一代伟人的心血。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夜半，玄奘法师安然告辞人间，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终年65岁。高宗闻讯，为之罢朝三日，迭声恸叹：“朕失国宝矣！”

　　并追谥玄奘为“大遍觉”，下诏以国之葬礼葬之，四月十五日葬于长安东郊白鹿原。当时举国哀痛，京城和各府州县的居民前来送葬的有百万多人，留守墓前守灵的有3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