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坞

　　“上海医生”

　　吴焰

　　父母每到上海，几乎都要去一趟医院，把“积攒”下来的疾病请上海医生把把脉。母亲宣称：上海生活成本高，不想到上海来养老，但看病，还是得在上海。

　　对上海医生的信任，似乎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在上海著名医院拥挤的挂号处和病房，常疑惑是否全中国重症疑难病患者都集中于此？外地医院一打出“上海专家门诊”，就像当年“上海货展销”一样，极具号召力。

　　说到“上海货”，很多人惋惜：当年上海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双鹿冰箱、海螺衬衫，让多少外地人竞折腰？而现在，上海市长韩正都忍不住问：上海名牌哪去了？

　　上海大可不必为此着急。失去了手表、家电、服装优势，不是崛起了被认为“与世界最近”的浦东？打造了能吸引世界经典《剧院魅影》的演艺高地？具备了承办F1、顶级国际车展的能力……当然，还有一直以来信誉不倒的“上海医生”。

　　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医生”以及它背后强大的上海现代服务业，正是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货、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星期天工程师”之后，又一类极具代表性与时代感的“上海品牌”。

　　全国人民对“上海医生”的信任，倒是另一种提醒：在全国视野审视上海的价值是否该有新的内容？上海更好服务全国的资源是否还有待发掘？

　　前几天，上海官方透露了该市“十一五”规划的15个重点规划内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服务全国与对口支援、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以及国际航运中心功能。显然，上海更深意识到自身定位与全国的关系。

　　有专家说：上海要成为全国的上海，在区域统筹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对口扶贫、资金支持、产业转移外，可能更应关注如何让上海优质资源与全国共享。

　　共享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来”，本地资源对外开放，就像上海医院的大门向全国敞开、各种“中心”功能提高辐射力一样；另一种则是想办法“出去”，在资源共享中做大做强。

　　但至少在“上海医生”方面，这两条路都遭遇障碍：前者，因各地医保制度的屏障，限制了不少人到上海看病；后者，除了紧急援助、“光明行动”之类志愿服务、义诊外，很难看到市场行为的流动———利用节假日飞到外地有偿门诊的做法，受到异地行医执业合法与否的强烈质疑；一些上海医院尝试着走出去，也因各种政策限制处境尴尬，而被指为“灰色行为”。

　　区域合作的最初突破，往往是靠市场力量，但要真正使“上海医生”这样“高级”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仅靠市场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政策平台的支撑。这，可能是眼下区域合作热中常被忽略，但却应成为下一阶段攻坚的重要问题。

　　不爱排队与政府信用

　　高渊

　　我无意于说，很多陋习的形成皆由外因而起。但环境对人习惯的形成，的确有很强的塑造力。比如，被视为国人一大陋习的不排队。

　　有些事大家见得多了。上班等地铁，车尚未停稳，等车者已争先恐后堵住了车门。有人会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人多座位少，迟上车的人要受累站着嘛。

　　但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不愿排队———乘飞机是对号入座，可不管上还是下，大家依然迫不及待，惟恐落后吃亏。此类看似没道理的争先恐后，很容易被解读为个人素质问题，并企图通过众多宣教活动予以扭转。

　　其实，人们能够安心排队，是缘于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就算这辆车上不了，下一趟车一定马上会来，上车的规则不会变。但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下一趟车不知何时来，到时让不让上可能又是一个问题。

　　一朋友7年前参加自学考试，到2002年时已通过12科，只剩两科没考。不幸的是，这年政策变了，规定当年未毕业的要加两门新课。这样，原来欠两门，变成了欠四门。朋友顿足捶胸，说早知如此，他拼着不上班，也要早一年考完。

　　试想，面对一些部门多变的政策，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玩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谁知道错过了这次还有没有下次。

　　这几天，股市持续赶底。据说，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本周财务报表最后披露阶段不确定；二是很难说长假期间市场环境会出现什么变化。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者对市场的担忧，最终减少入市的积极性，为做空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股市始终围着政策转，政府官员、有关专家对市场的评说有时像言论、理论探讨，有时却成为政策发布，弄得中小股民左右为难。如此，怎能保持长期的投资信心？最好或许就是赌一把就走。

　　中国曾一度以政策多变闻名，这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阶段有关，更与依法行政和科学决策的水平有关，政府不必为决策成本埋单，又助长了决策的摇摆和多变。而如果政策朝令夕改、法出多家，势必造成政府信用缺失。这样，市场主体就会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见的环境，从而导致预期的短期化和行为的短期化。

　　换言之，不排队是人们内心不安定感的具体表现。这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积淀。而现在能做的，或许是从重塑政府信用起步。

　　向卢浮宫“金字塔”学啥

　　齐慨

　　伟大作品注定要被不断误读。

　　贝聿铭设计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最初千夫所指，90％的巴黎人激烈反对。然而，当“玻璃金字塔”轻灵降落在庄重的卢浮宫中央广场上时，世界却为之叹服。

　　对这传世之作，如今又有了新的误读———卢浮宫建“玻璃金字塔”的模式被当作定律，广泛应用于保护建筑的“创新”与“改造”。前不久，面对要不要在南京明城墙上修电梯的争议，有人就振振有辞———连卢浮宫都能建“玻璃金字塔”，明城墙修个电梯又算啥？

　　可这两者是一回事吗？

　　始建于1190年的卢浮宫，本身就是艺术杰作，她与“玻璃金字塔”是有距离的空间对比。在南京，则要让现代“电梯”附着在600岁的明城墙，重构这一古典建筑。

　　撇开建筑美学不谈，单从尊重民意、保护公众对公共建筑发言权的角度而言，两者也不能相提并论。

　　建设“玻璃金字塔”共花了13年，却有2年时间都花在说服和吵架上。为了说服巴黎人，贝聿铭不惜在卢浮宫前建造了一个足尺模型，邀请6万巴黎人前往参观投票、表达意见。

　　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才恍然大悟，原来被有些人屡屡用来引证“民意汹涌不足惧、民意粗陋不足听”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其真实的实施过程，恰恰证明了对民意的尊重。

　　在“明城墙修电梯”项目上，除了眼前一场半公开的、形式化的“听证会”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方式和渠道来吸纳公众的意见；也没有见到设计者用科学的方式，就“明城墙电梯”的实际作用、效果、美学价值、对古建筑的影响程度等等，对公众做一详细交代。

　　民意足以惧，足以听。对于“明城墙修电梯”项目，我们且慢畅想能像卢浮宫建“玻璃金字塔”那样流芳百世，还是先学他人在历史建筑保护上对民意的尊重吧。

　　《华东新闻》 (2005年04月27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