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柜员机吐假钞，警方应立案调查

　　只在本月，《南方都市报》就陆续接到10个市民在柜员机取到假钞的投诉，甚至有人投诉在同一家银行柜员机多次取到假钞。

　　近年来，柜员机提款遭遇假钞之事时有所闻，近日似有渐增之势，但报警或向传媒投诉之后，结果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不了了之——皆因受害者无法举证，加上银行百分之百否认。事实上，在柜员机取到假钞者要找证据谈何容易？若按银行方面指引：在柜员机取款后须当街逐张鉴别真伪，在现时的治安环境之下，已有风险；如若怀疑，则将“问题”钞票高举，“正反两面各对准摄像头停留至少10秒，以扫清钞票号码……”云云，则简直是强人所难了。

　　然而，假如我们不按银行“指引”去做，离开柜员机后再发现假钞马上报警也行不通也，因警方“没有足够证据不能立案”，也就无权调看银行内部的相关录像，无所作为。如此一来，受害市民岂非无计可施了，柜员机吐假钞之事岂非将成永远不解之谜？作案者也将无一落网，逍遥法外！

　　以笔者愚见，办法并非没有，不是“不能为”，而是要看相关部门和银行“肯不肯为”。其一，对待假钞这一性质恶劣，涉及广大市民公共利益，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警方的立案标准不妨有所倾斜，例如涉及同一银行的两次以上投诉应予立案调查。其二，银行要以示清白，就不应以“银行内部规定”等种种理由拒人门外。应主动协助警方调查取证，让受害者适当介入。暗箱操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岂能服人？这两者关隘突破了，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压力之下银行机构自会加强监管；作案者也将有所收敛，市民的疑虑和怨气也将得以缓解。否则，只怕愈演愈烈。　卢碧玲

　　取消师范生是对基础教育的片面理解

　　从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教师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研讨会上传出消息：教育部正在酝酿师范院校的招生改革，拟取消师范和非师范专业的分别招生规定，这意味着在我国有百年历史的师范生将会消失(4月26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

　　师范教育，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取消师范生，传递的第一个信号可能是社会对中小教师的需求不再迫切。但是，仔细解读教育部门的想法，却是为了达到“2015年－2020年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本科化”这一目标，“师范院校加强综合性，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不是淡化教师教育，更不是取消教师教育”。

　　取消不仅不是淡化，而是为了加强。由此理解，取消师范教育，乃是因为现有的师范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教师的需要，是因为“非师范生对知识的整合能力要好于师范生”。

　　就知识层面而言，综合性大学对学生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可能较高。但是，教育的内涵是很宽广的，即便是学校教育，也不仅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包括对一切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对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吸收。素质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化地通过某位教师抑或是某几位教师的综合能力的提高就可以实现的。

　　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范畴，相对而言，除了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是对学生如何学习的教育。取消师范生，让更多的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培养，恰恰忽视了重要一点，即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专业技能，是一项充满艺术性的工作。中小学教师未必需要在自己的教学领域有多么高深的专业理论，他们更需要的是对学生心理的把握，是对学生学习态度、方式的引导，是如何去爱学生，如何去组织教学活动。而在这些方面，师范生的优势则是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所不能及的。　刘化喜

　　“领袖模仿秀”的真正“病根”在哪儿

　　南方都市报昨日刊发的评论《平常心看扮伟人收费合影》，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针对“特型演员”的模仿秀，法律界人士看法不一，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表演秀到底是否有侵权嫌疑？若是，其侵权行为该如何界定，是侵犯了肖像权、名誉权还是著作权？各方可谓莫衷一是，按照现行的相关法律条文，很难作出准确清晰的界定。争论归争论，倘定要在现阶段对此事给出一个有法律意义的判断，笔者个人较认同以下观点：扮演毛泽东和游客拍照，不侵犯其肖像权，如果扮演者个人素质不高，言行举止丑化毛主席，就有损其名誉权。

　　笔者认为，针对此类事件，单单从法理路径上寻找模仿者的“破绽”多少有点“舍本逐末”，处罚、“封杀”一个孙演员并非难事，但它能根本扼制此类模仿秀盛行的现实吗？商业化时代，人的逐利本性和潜能被无限激发，对于很多人来说，道德层面的考虑早已无足轻重，当市场存在一定需求时，资源的长久闲置、“荒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条件允许，一定有各种力量以各种五花八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开发、开采闲置资源储备。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究竟是某些人特殊的“高大全”式精神需求决定着孙演员的表演走向，还是孙演员的传神表演让观众有了“伟大”式精神消费的欲望？　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