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书业行会民主尝试：凝聚会员沟通政府两难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中国，想让一个行业民间协会真正既维护好会员们的利益，得到会员们的衷心支持，又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现成经验可言

　　4月10日晚上，北京万圣书园二楼的咖啡馆，一个小会在召开。与会者都是图书出版界中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发协)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主任薛野、当当网联合总裁兼中发协副会长李国庆、万圣书园董事长刘苏里、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长杨鹏及社会学家孙立平等。

　　咖啡馆里灯光偏暗，大家围坐在一张长形方桌四周，中心议题是讨论书商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最近几个月来书商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正是这种情势，把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聚集到了一起。

　　书业行会，能为书商会员们做些什么？

　　“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书商们对自己目前处境的形容。据业界人士透露，去年年底，全国各大出版社负责人被召集到一起开会。会上，有官员认为书商靠买书号搞出版，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并表示要摘掉这块“毒瘤”。消息随即传到书商们的耳朵里，第二天他们互通电话，开口便是“毒瘤，你好吗”，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调侃共同的困境。

　　多年来，国家一直在打击非法买卖书号，所以书商们也一直是以一种灰色身份从事着与正式出版社的合作。然而这一次，已有数家出版社要求与之合作的书商收回发出的图书，必须清除掉民营品牌的标志后方可再次发行。这意味着书商经营十数年的品牌不得不抹掉，不少做了十余年的书商已经决定或者声称即将离开这个熟悉的行业，改行去做影视、赛车和餐饮等等。

　　书商们说，他们与有关方面之间一直“苦于无法直接沟通，而上面只找出版社”。

　　所以在10日晚上的这个小会上，人们讨论的就是，作为一个行业协会，现在他们能够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书商做些什么，如何进行呼吁，并寻求对策”。杨鹏认为，以前企业有问题单个解决，但碰到政策问题就束手无策，在管理者与散沙一般的个体之间，需要有板块组织的存在，有必要以协会的名义联合起来发出诉求，进而影响政策。

　　杨鹏介绍了新近成立的浙江金华电动车技术促进会的情况，认为其组织方式颇有借鉴价值——国内电动自行车企业们面临的难题是，国家对这种车规定的标准是时速小于20公里，(而在美国，这一标准的上限为35公里，欧洲为30公里)。国家标准一出，以前卖出的车都须召回。但实际上并不一定真的召回，不少人通过行贿过关，成本无限上升。最后厂商们意识到，应该做的事，不是竞相行贿，而是联合起来，与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谈判，他们在浙江金华成立了一个电动车技术促进会，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不是半官方的协会。

　　金华的情况让与会者们兴味盎然。大家一致同意在工商所注册成立一个民营书业研究机构，由参加的书商们自己出资。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可以营造好的舆论环境，而舆论会对政策发生影响。除此之外，研究机构还可请学者进行民营书业的调查，研究书商碰到的种种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并形成调研报告向有关方面递交。

　　之所以考虑在工商所注册，也是出于对国情的考虑——企业注册比较容易，不像成立协会必须要找主管单位。注册之后开展活动，也不会像协会那样动辄受主管单位限制。而协调与主管单位的关系也是行业协会经常要面临的麻烦事之一。

　　靠对话争取民营书业的合法权益

　　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成立于4年前，是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下的一个二级协会。

　　跟其他众多社团一样，委员会是“自上而下”成立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即，有关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在中发协下面成立一个非国有书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性质仍是半官方，即便如此，非国有书业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试图为民营书业代言。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李国庆说，他在任4年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民营书业争取“国民待遇”。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到2004年12月1日，我国将对外资开放全国各地所有图书零售市场，外资在国内发行领域的投资比例、经营项目、设立地点均可自主决定，而到了2006年12月1日，外国人就可拥有全国范围的总发行权。

　　相比之下，薛野回忆说，“当时国内的民营书业是没有充分和平等的分销权和主发权的，北京的书店老板不能到上海开分店，搞二级批发必须‘戴红帽子’。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给外资企业的权力给不给中国人，是先给还是后给？”

　　为争取这一国民待遇，工作委员会作了大量工作，先是开展信誉评估，为民营书店评出等级，接着，通过开讨论会及接受采访的形式，在数十家媒体进行呼吁，并数次与有关方面直接对话。

　　经过几轮对话交流，最后政府主管部门明确态度：民营书业的分销权和主发权可以“先给”。2003年9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其中采纳了不少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在《规定》中，民营书业二渠道终于“名正言顺”——允许以成立出版物总代理公司、批发公司、连锁公司等形式进入中国出版物发行领域。

　　从2004年4月，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首家获得“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16家民营企业获得总发行权。

　　今年年初，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新当选的第二届会长薛野说，“国民待遇争取到了，但还要具体落实，这将是这一届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薛野坦承，他们的协会目前很粗糙：尚无独立财务，无专业人员，无正式章程，只有一个条例草案；协会会员的责任和义务也没规定清楚。会员没有门槛限制，所有的书商——包括从事策划、编辑、发行、销售各个环节的书商，都可以入会。

　　关于这次刚刚完成的改选，薛野觉得感触良多，因为这里进行了很多民主尝试。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产生代表？首先是我们需要多少名代表。名义上，全国所有书商都有我们的会员。现在全国一年出版业的销售额是400多亿元，假定民营的占全国销售收入的一半，是200多亿元。我们就大致按1亿销售额产生一个代表计算，该有200多名代表。这样，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广东，代表可以多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代表可少一点，按这个原则我们一共向全国分配出230余人的名额，由中发协的各省分会推荐人，最后到会的代表有188人。”

　　然后怎么选举？海选？这个方案马上被大家否决了。大家后来决定的选举方式是差额逐级选举。第一轮，选出了38人的常委；第二轮，又从38人中选出7名主任委员——因为第二轮的第一次投票过半数的只有4人，又举行了第三轮投票，在第四轮投票时，选出正副主任。

　　刚开始时情况有些混乱，每一个细节都没有经验。一位当事人回忆道，当时曾有一次半夜猛然想起来，该怎么甄别代表，没交钱的算不算代表？于是马上起身，在宾馆里一个个敲门，把人喊起来核实有没有交会费，弄清楚了才作罢。

　　选举共进行了三天，刚开始时大家相互间一无所知，越往后，彼此越熟悉，也越来越有条理。民主选举的氛围是令人非常兴奋的，在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抒胸臆，“站起来就发言”，气氛相当活跃。当38名常委选出后，有代表提出，自己虽不在38人之列，但愿自荐进入下一轮候选名单，于是人们表决：如超过10%的人同意，此人就可进入下一轮。新一届的工作委员会就在这样的热烈气氛中组成了。

　　相对介入图书内容策划的非国有书业委员会，另一个全国性书商组织——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是以从事发行、资本运作为主。它的会长罗锐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书业商会与非国有书业协会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书商自发组织的协会、挂靠在工商联下面，后者则是传统的半官方性质的社团。然而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二者所代表的书商群体显然不尽相同。

　　书业商会成立于2004年2月，与工商联的关系比较松散，商会对会员的门槛要求是年销售收入在1000万以上的书商，目前该商会有200多位会员，其中年销售额达1亿以上的有10多个，“都是大户，可以说集中了书商中65%～75%的骨干力量”，罗说。

　　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进行资本上的联合。近期他们将成立中国传媒基金，融资5亿元，在国内收购一批书店和发行网络，控股资金将达20亿元，进而成立一家销售份额占全国总数的10%～20%的大发行公司。

　　对于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现在所操心的问题，罗锐韧并不在意。罗说，他所关心的，是税率这样的问题，国有企业能享受到不少税收优惠政策，民营书商却还没有，商会将为书商们进行争取。

　　形形色色的其他民间商会

　　在全国工商联下面还有石油业商会、住宅产业商会、纺织业商会、旅游业商会等十多家商会。“如何把松散的个体组织化为一个团休，从无到有，这当然是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以后的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包括如何凝聚下面的会员，如何与上面(政府)进行沟通，有冲突时如何在体制和企业之间进行沟通。”

　　比如石油业商会，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凝聚内部力量。这家于2004年2月成立的商会，刚成立不久就曝出内讧的消息：黑龙江龙庆石化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友山等20来家会员企业宣布退出。据石油商会一位内部人士说，“那完全是一场闹剧，其用意是争会长的位子”。从他介绍的情况来看，石油商会的发起人是天发集团的龚家龙，结果在商会成立时，选举“就是走过场，会场不像选举，一报个名字，全都举手，完全没有异议，大家都因为筹备耗得太久，而且也都知道选谁都是已经定了的。”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顺理成章当了会长。龚安排了两位天发集团的人为副会长。

　　这位知情人对记者表示，石油业商会能够成立，确实要感谢天发集团和龚家龙，但成立之后，商会到底要做什么，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定位应慎重把握，商会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章程及合理的运作机制，不能拿做家族式企业的惯性来做。”

　　在中国，想让一个行业民间协会真正既维护好会员们的利益，得到会员们的衷心支持，又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现成经验可言。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