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创作的随感（文论天地）

　　贺敬之

　　一、时代·人民心声

　　我觉得诗歌首先应该是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当然也是作者自己的心声；但作者的心声要和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融汇在一起，作者的脉搏要和时代的脉搏合拍，离开了时代和人民的声音，光唱你内心那点心声，你的歌就不可能得到广大的知音和人民的共鸣，而成为孤芳自赏的东西。这些虽然都是老话，但我想这是真理。过去我和有的同志谈到诗歌创作，我讲过五个字：真、深、新、亲、心。“真”就是真实，虚假的不行；“深”就是要深刻，文字可以浅显，但内容要深刻；“新”就是要新鲜，艺术贵在创造，不能总是老一套；“亲”就是要亲切，具体讲就是民族化、群众化，让群众喜闻乐见；“心”就是要抒心中之情，发内心之声。在这里，我觉得“心”字是最重要的，你的作品要发自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人民的声音通过你的心声迸发出来，这样才能感动听众，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

　　二、“五四”新文学开创的诗歌传统

　　革命诗歌的成就和经验是我们中国新诗的独特财富，是不能也不会消失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确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坚实的政治基础、哲学基础。文艺创作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来说，革命文学就是生活实践本身，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学开创的诗歌传统，到了民族危亡的抗日时代，焕发出强烈的光彩。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她需要什么样的诗歌，她需要自己的儿女用什么声音歌唱呐喊，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一代革命诗人的外宇宙和内宇宙是统一的，革命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得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历史教育我们，只有共产主义思想引导我们这些人逐步把理想变为现实，引导我们跟随革命大军打走日本鬼子，推倒“三座大山”，走向社会主义。鲁迅、郭沫若、臧克家、艾青……这些诗歌就是能打动我们的美文，因为它们是生活本身。回首往事，我觉得不需要证明自己为什么和怎样走上革命诗歌的道路，因为在中国，我们别无选择。任何有血性有激情的人，都会永远记住民族曾经经历的那段岁月，诗歌如果回避这段革命的历史，将是最不真实的。

　　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和最值得肯定的大作家、大诗人，都是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命运呼吸相通，血脉与共。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承认他们的价值。记得别林斯基曾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

　　三、关于“中国诗歌的出路”

　　中国诗歌的出路，一在走正道，二在深扎根，诗歌应当从诗人小天地，飞入人民的大海洋。就诗歌战线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以为一方面应当形成并逐步强化正确导向，于多样化发展中着力支持那些“走正道”、扎根“人民大海洋”的诗人、诗作和诗论；另一方面，又应帮助和促进“走正道”者能阔步健行，在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原则上，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和创作质量。

　　有人爱说诗是“个体灵魂的自由翱翔”之类。我以为，诗当然是个人精神世界的一种艺术表现，但决不是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群体完全绝缘的。作为社会主义诗歌，它必须是或者说它的主导方面应当是人民心声和时代精神的表现，应当是“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结合。像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一样，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个文艺工作，本质上也应当是人民的事业。因此，它也应当像其他事业一样，要符合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在接受人民支持的同时理应接受人民的评定和监督。特别是在涉及根本利益和文艺与群众关系这样的方向、原则问题上，应当走群众路线，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四、“大我”与“小我”

　　要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对于这一点，不能曲解成否定诗人的主观世界和摒弃艺术中的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把诗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我表现，致使诗人脱离甚至排斥社会和人民。重要的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我”。诗人不能只靠孤芳自赏或遗世独立而名高，相反更不会因抒人民之情和为人民代言而减才。对于一个真正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诗人来说，他是通过属于人民的这个“我”，去表现“我”所属于的人民和时代的。小我和大我，主观和客观，应当是统一的。而先决条件是诗人和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

　　五、关于革命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诗学体系不能僵化和故步自封，必须调整和发展，但发展又离不开对许多带根本性的正确原则的坚持。例如———

　　在诗歌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方法、途径、手段和形式等等方面，理应大胆地、开放式地进行探索、突破和创新，但这样做，不应当是从根本上否定诗是现实生活的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这一原则。由于诗歌是形式感很强的艺术，注重形式美、探求“有意味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抛弃思想内容而走向形式主义，不能只要形式本身的“意味”，而不要思想内容的“意义”。

　　革命现实主义不否认诗是一种人的心灵的特殊表现方式，因此，无限夸大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把先进的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绝对化、庸俗化，这是应当纠正的。但不能因此得出诗不受任何世界观制约的结论，更不能导致抹杀这样的事实：要更正确、更深刻、更广阔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归根结蒂还是离不开先进世界观的指导。

　　只许歌颂光明、不许暴露黑暗是完全错误的，“假、大、空”必须彻底杜绝。革命现实主义的诗人理应有忧患意识，作品应勇于并善于揭露和鞭挞黑暗。但这样做不能导致用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看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和现实，不能否定在历史发展总趋势上光明是主流，不能否定以真实为依据的革命乐观主义、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六、为新诗史增写新的篇章

　　以王怀让同志为例，他用不断创新和提高而又能被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艺术，有力地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他不仅形真情挚地塑造出改革开放和生产建设中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一系列感人的形象，更以如椽大笔抒发了为民族的辉煌和奋进而骄傲的中国人崇高的爱国情怀，描绘了对任何强敌和邪恶势力都决不低头更不会下跪的中国人的英雄姿态，传达了劳动群众发出的“中国，是咱的！”这样气壮山河的世纪强音。

　　这样的形象和声音绝不是“假、大、空”，而是生活的本质真实。这样的诗绝不是“非诗”，而是真诗和好诗，是符合诗歌本义及其发展规律的人民的诗、社会主义的诗。正是这样的诗，对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前进，出色地起到了并将继续起到艺术本职应起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它们的作者王怀让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不仅家乡人民，更有省外和海外广大读者和听众的热烈欢迎。正是这样的王怀让，以他整个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下，他坚定又清醒地同相识或不相识的同道者一起，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诗学原则，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正是他们，在新时期的诗歌百花园中绽放了为时代最需、为人民首选的艺术鲜花，从而为社会主义诗歌发展史增写了新的一章。

　　七、艺术的“阵地”

　　在创作思想上，一方面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要提高艺术性，路子要宽，“左”的框框要继续突破；另一方面也的确要对不健康的、落后的思想情趣加以引导和匡正，这里面包括少数观众、作者和演唱者在内，但核心是领导的问题。现在不少同志对文艺不大讲“阵地”这个词了，其实“阵地”还是要讲的，你不讲它也存在，对于少数人的低级欣赏趣味和腐朽的思想感情，你用什么东西来代替，把他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这的确是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不久前，广大群众包括青年群众在内，对电视上的某些歌舞节目进行批评，说明了广大群众包括青年群众都在提高，说明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声是要求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合拍的东西，要求革命的、进步的、健康的内容和形式统一的美。至于歌曲演唱风格问题，流行歌曲问题，我没法发言，因为我确实不懂。但是可以谈一点，就是要承认有各种各样的欣赏口味也要承认欣赏水平有不同的程度，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作“一刀切”的要求。问题是要有一个起码要求，那就是要健康，不能对人们的心灵起不好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我是既赞成搞“阳春白雪”，也认为应当有“下里巴人”的，“阳春白雪”可能一时曲高和寡，喜欢“下里巴人”的人可能多一点，但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现在提倡娱乐性，这也应当赞成，但过分强调这个，变成主要甚至惟一的东西也不行，把娱乐性搞到庸俗趣味上去，更不可取。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8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