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

　　本报记者　袁晞

　　《尘埃落定》创作于1994年，1998年出版，长销不衰，已发行近百万册。10年后，阿来再推出长篇小说《空山———机村传说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十年磨一剑。近日，阿来就自己的创作与记者进行交谈。

　　记者：《尘埃落定》是历史的挽歌式的抒写，新作是描述现实的，给读者展现怎样的景观？

　　阿来：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中国的村落史。我在四川阿坝藏区生活了30年，对藏族村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验，我写藏族村庄，但它不是写单一民族的，是表现更广大的场景，是对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整体思考。有人说这部小说是“秘史”，其实并非披露神秘，也不是传奇、牧歌式的，而是用特别的手法将被人漠视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唯其如此，才形成了小说宏大的格局。

　　记者：你眼中的“村落”有什么特点？

　　阿来：中国有写村落史的小说，如《创业史》、《艳阳天》，外国也有类似的“家族小说”，多是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我认为现在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乡村形式不存在了，有点儿像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里的描写。乡村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城镇和外面的社会影响，乡村生活的线索常被打断，由另一个事件更替，现在的乡村生活是多线索、多中心的，不能一个事件一以贯之，乡村生活可以说是一幅幅拼图，我的新小说的结构就是一幅拼图。

　　记者：说到小说的结构，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的结构，完整的故事，《空山》是多中心的，拼图似的，呈现出与《尘埃落定》完全不同的风貌。

　　阿来：这部小说在结构艺术上有新的探索，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由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说的“花瓣”式结构。我打算写6个大花瓣和若干个小花瓣，每个大花瓣可独立成章，相互勾连起来是个大花朵，这又是一番更精彩、更广阔的景观。此次出版的《空山》有两个大花瓣，算作第一部，后面两部各为两个大花瓣，第二部想今年年底写完，第三部预计明年年底出版。

　　记者：《尘埃落定》出版后，你好像没写太多东西？

　　阿来：一是除了文学，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是其中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要感情参与，我觉得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我自认为不缺少把握语言的能力，好像也不缺少思想，但感情不是一朝一夕的，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能第二天再来刻骨铭心的另一次。现在我又有了表达的激情。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8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