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与震撼

　　本报记者　申赋渔

　　人的一生，总有些放不开的，有些能放开的，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不同的人推导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对金钱，很多人放不开，一生的幸福全靠它呀。又比如同情，有些人放得开：我同情别人，谁同情我啊。这么想的人越来越多，另一部分人就越来越少——而且，似乎与时代不那么合拍。然而，同情与爱又是我们这个社会多么需要的昂贵礼物。马琅，一个从历史走来的老人，却用他的心，完成了对时代需要的回应。对他的采访让我感到了久违了的震撼与感动。

　　一个并不高大，并且年逾八旬的颤巍巍的老人，却让人感到他一直拥有生命最旺盛时期的激情与力量。

　　一个善良的好人，他对别人的帮助那么无私，那么单纯，竟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这实在是整个社会的遗憾。

　　10万元毕生积蓄，捐助贫困少年，只身住进养老院。马琅是个很简单的老人，他就认他自己的理，他想这么做，他觉得这么做很平常。

　　2005年3月14日。凌晨6点不到，马琅老人就出了敬老院，慢慢朝附近的“盐浦线”公交站台走去。老人86岁了，腿脚有毛病，痛风，走不快。从敬老院走到站台，他要走20分钟。

　　敬老院在江浦，每次从这里到南湖街道，要转3次车，折腾下来，得2个多小时。然而老人每个月都要走一趟。因为老人是去办他心目中最最重要的事儿——过党组织生活。到了这一天，无论刮风下雨，天热天冷，老人一准要起个大早，从不迟到。

　　今天他走得更早，除了过党组织生活，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大清早的空气，让马老心里很畅快。上了公交车，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连忙招呼他坐下。“现在的年轻人真不错，尊敬老人。”很好的开始，马老觉得今天的事会办得很顺利。

　　马琅，南京一解放，就担任建邺区副区长，之后，又先后担任上海邑庙区副区长、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领导。正厅级干部。20年前，马琅离休后回到故乡南京，定居南湖小区，立刻投入到该地区“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工作中。

　　在南湖街道会议室的组织生活一结束，马琅便来到南湖少儿活动中心。“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秘书长张秀英在办公室。

　　马老在贴身的衣服里面摸索着，掏出一张存折。

　　“我给孩子们捐点钱。”马琅到敬老院之前，是关工委副主任，跟张秀英是多年的老同事，很是熟悉。“时间不早了，你跟我到银行去，中午人家休息。我把钱取出来，转到你户头上。”

　　“马老，你捐多少钱？”“10万。”张秀英呆住了。她是最了解马琅的。马琅在南湖的家，张秀英多次去过，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他收看新闻的电视机。平时马老只吃粗粮素菜，衣着也是最最简单，一个冬天，就穿一件棉袄，一双棉鞋。

　　“马老，你跟家里人商量过没有？”“讲过了。他们同意。”马琅的儿子在上海崇明岛一家农场当工人，每个月工资1000多块。女儿在南京，在机关工作，一个月2000多块。

　　“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都能过。这钱是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的。”

　　“马老，你要仔细想想。”“我考虑已经一年多了。捐这个钱，我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这钱，要全部用在贫困的中小学生身上。”

　　张秀英知道这钱肯定是马老一辈子的积蓄了。马老虽说是正厅级离休干部，可每个月工资不过2000元，而他的开销却太多。

　　过去的太远，张秀英不很清楚，可是马老到关工委工作后的许多事她都知道。1998年，马老资助了三名南师大的特困新生。1999年，马老偶然听说他在宁夏工作时的老同事去世后，老伴生活艰难，从此每到过年，他都给她汇去500元。2002年，马老从南湖广场走过，看到许多人围着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这个孩子身患“脊柱侧弯”，家庭困难，无法上学，街道为他组织募捐。马琅回家去，匆匆忙忙拿了500元赶过来。他怪街道的同志：“有这样的事，要告诉我。我好有个准备。”

　　“这是我一个心愿。去年春天，我年纪大了，身体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离开关工委，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不能再做帮助孩子的工作了，心里就一直想，我还应该给孩子做点什么。”

　　“想来想去，其他没有，只有这点积蓄。这么多年下来，也就这么多了。”

　　“工作的渠道有好多条。身体条件允许了，我在这里上班，作报告，帮助教育孩子们，搞活动，忙忙碌碌，尽我的力量工作，可是我八十五六岁了，干不动了，我就想用另外的方式来继续工作。”

　　“我把自己也安排好了。我住到敬老院去，花不了什么钱，生活安定，有人照料。钱就可以全拿出来。一个人，因为生活困难，上不了学，这是最难过的事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读书。我是知道没学上的苦的。看到哪个孩子不能上学了，我心里就难过，搁不下。”

　　马琅心里一直搁不下的，有三个女孩，她们是三胞胎。

　　1981年4月18日，四川达县赵家镇九龙村杜学元家传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声。杜学元的妻子一胎生下三个女儿。杜学元给她们分别起名为杜小东、杜小方、杜小红。人们后来喊她们“东方红”。第二年，杜学元遭遇拖拉机事故，折断五根肋骨，而且永远失去了右臂。第三年，妻子患上肺结核。一家人在生活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杜学元硬撑着让孩子们读完小学，他再也没有能力让她们继续读书了。

　　1994年5月，马琅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前不久，就在家里实在没钱为母亲治病和购买种子、化肥时，东方红三姐妹交给父亲114元钱。她们说是同学们捐的。杜学元后来才知道，她们把中午在学校吃饭的钱一分一分省下来，利用早晚上学放学和课余时间捡废铁、碎玻璃、破塑料品等卖给废品收购站，把钱一点点存了起来。她们想用来上学。现在，她们绝望了。”看到这里，马琅流下了眼泪。

　　马琅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给她们汇去学费。在此之后的每学期开学前，他都给孩子们汇去学费。10年过去，马琅先后资助“东方红”三姐妹近4万元。在马琅居住的房间，他最宝贵的，是一只大纸箱。这只纸箱里，装满了他和三个孩子往来的信件。

　　“她们全都大学毕业了，她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老大在广州，老二在成都，老三在长沙。”

　　“老二去年来南京，她是学医的，孩子心好，说我年纪大了，她想在这里陪我，照顾我。可是后来没找到工作，我劝她回去了。昨天还给我打电话，她们姐妹三个，没事就打电话来，跟我聊上几句。”

　　“她们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一起来南京看我。我带她们去明孝陵、中山陵、夫子庙，我们还去上海浦东，她们那个开心啊！现在，她们大学毕业了，我看到她们现在能过得这么好，我就想，对于我来说，对于那些帮过她们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自己稍微节省点，稍微伸手帮了她们一把，她们的命运就变了。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好呢？我一个人没有多少能力，我尽我的力量来做，好多孩子能够上学了，可能就会好起来。不上学了，可能就会走到另一条路上。”

　　2004年4月25日，我到敬老院采访马琅。马老正在看报。虽然80多岁，他每天看报看电视。他说，我做人的信条是6个字：正直，好学，奉献。自己把人做好，再不断地认真学习，这两点做好了，然后才能奉献。不学习就像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糊里糊涂。我86岁了，国内国外的大事我都关心。小时候没钱读书，长大了就总想补回来。没钱读书的苦我是知道的。

　　“我1919年出生的，家在南京卢妃巷，现在的洪武路上。当时家里穷得很。父亲挑个货郎担，走街串巷，卖卖女人戴的珠花、香粉什么的，有时候也到池塘里去摸点鱼卖，日子过得很难。没办法，母亲就到被服厂里接点活，晚上还帮人家织袜子。靠这样，好歹我读到初中毕业。实在没钱读了，辍学回家。”

　　1940年，马琅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中共南京地下党。1945年，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同意，考进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被分配到资料室工作。白天呢，在火瓦巷小学教书。双重的身份，非常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1945年冬，马琅组织了“南京市小学教师要求寒衣费代表团”，向当局请愿，为老师们谋取了福利。在1946年到1947年，马琅先后组织成立了小教界固定组织“小学教师联谊会”和“小学教师协进会”，到1948年，共发展了1800多名会员，占当时全市小学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1948年11月，为配合全国反饥饿反压迫斗争，马琅组织发动了长达一星期的全市小学教师总罢教。

　　“我是共产党员，带领群众搞斗争，也是为群众谋福利。那段时间，不仅老师生活艰难，学生也是三两天有人因为没钱，忽然就不来了。当老师的，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可是帮了太多的忙，也只是尽自己所能捐一点。有同事问我，每次你捐那么多干吗？我说，我打两份工，钱多。”马老笑起来。

　　“现在，绝大部分的孩子都能上学了，极少数的遇到困难，而且往往是一时的困难，我们能帮，就应该帮一把。我们没学上的苦，不能让现在的孩子再吃。”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国家正在减免农村贫困孩子书杂费，让农村的孩子个个有学上，这个对我震动很大，我高兴啊。”

　　中午11点，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喊马老打饭。马老的饭很简单，一碗饭，两样蔬菜。他一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块多钱。劝他不要太省，他说，年纪大了，吃清淡的好。我一个远房老姐姐，像我一样粗茶淡饭，今年96岁了。

　　这个远房老姐姐，孤身一人，住在上海一家养老院，马老每年给她寄过去700元。“她无儿无女，年轻时在香港摆个地摊，后来回来了，生活困难，我既然知道了，多少帮一点。”

　　马琅慈祥地笑着，不管是说起往日的艰难辛酸，还是平时的欢乐喜悦，他总是笑眯眯的，缓缓地跟我拉着家常。

　　“我只有两个牵挂。一是把钱捐出来，用在贫困孩子们身上。这件事在办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把我的遗体捐出来。”

　　“等这两件事都办成，心里也就更高兴了。”

　　执著的人让人钦佩，把这执著坚持了60年的人则让人感动与震撼。马琅，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执著已经让伟大的信念融进了他的血液，到了暮年依旧散发美丽的光辉。把自己的幸福与让大多数人幸福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物质高度膨胀的今天，就更显珍贵，更加令人感奋。

　　(编辑　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