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银行不能将假钞的举证责任推给储户

　　对于本版昨天刊发的《柜员机吐假钞，警方应立案调查》一文的观点，本人有保留意见。

　　如果一开始就让警方介入处理，显然就是对银行的有罪推论——认为责任出自于银行，一步跨过了审判程序，即使是储户报假案，都要在银行里面找出“黑手”。

　　在我看来，只有首先确定举证责任了，然后才能确定假钞问题是储户的责任(例如自己从别的地方收到假钞或者根本是报假案)还是出自银行的责任(银行内部失误还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犯罪)。只有在确定责任谁属后，方可确定这案件是民事性质的还是刑事性质的。

　　说一句白的，银行官员们建议市民在摄像头前扫描“问题钞票”，无非就是试图将从柜员机提到假钞的举证责任推给储户罢了。不错，按照常例来理解，在诉讼时应采取“谁主张就谁举证”的原则。但具体到从柜员机提到假钞的问题上，却有很大的特殊性——银行与储户之间对证据的控制数量及对证据的获取成本是完全不对等的。

　　这种情况与医疗事故之中的医院和病人及刑讯逼供案中的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十分相似。但是，在医疗事故及刑讯逼供案的诉讼中，通行的却是倒置举证责任的原则——如病人告医院在手术之中失误，那么医院就必须提供病人的病历记录，以证明自己在过程中并无违规操作；如犯罪嫌疑人告警察刑讯逼供，那么警察就须提供包括文字、录像、录音在内的各种的审讯记录，证明自己并无使用暴力或恐吓。既然如此，银行又有什么理由将举证的责任推给储户呢？

　　归根结底，做好柜员机的服务，不但对储户有好处，就是对银行而言也能大大减少人力成本。如果国内银行真的希望能在开放外资银行业务后还能经得起竞争的话，就请从现在开始对储户多一点体贴和谦卑。小劳

　　舆论监督法规有了，但没有在安惠君案中落实

　　4月26日，备受关注的安惠君案开庭。对于这样一起备受人们关注的案件，有关部门竟然干涉法院开庭的“公开规模”，此事令人失望。

　　要知道，今年4月1日实施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规定，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并对其宣传报道负责。对新闻媒体报道或者反映的属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对其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要将调查处理情况向新闻媒体通报。

　　可是有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看到在安惠君案中是怎样落实的呢？“交涉开庭所用法庭”只准三家深圳市所属的媒体进入旁听，这算是限制其他媒体的新闻采访权，还是保障其他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呢？而早在2003年8月，深圳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就规定，社会各方面要积极支持和自觉协助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主动配合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开展新闻采访和新闻调查，为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提供方便。

　　而在此之前，安惠君是否涉及性贿赂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虽然根据目前法律规定，性贿赂还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这应当是属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重大影响问题，有关部门是否及时进行了调查，尚不可知，但有关方面至今还未向新闻媒体通报过安惠君是否涉及性贿赂的信息却是事实，因此安惠君是否涉及性贿赂对于公众来说，还是一个谜。

　　既然深圳敢为天下先，以法规形式确定舆论监督权，那么就要真正让这样的法规为舆论监督保驾护航，就要对违反法规的行为说“不”，并依照法规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　何向东

　　南沙湿地保护考验环保决心

　　专家呼吁，今后广州应把湿地保护和建设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并提出南沙万顷沙一带可以建成湿地公园(见4月26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南沙是广州市未来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域，其中的石化产业是重中之重，承担着广州市的重型工业发展的重担，而湿地系统则是“城市之肾”，而万顷沙一带还是广州附近仅有的湿地之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应该如何协调，这个一直备受困扰的问题现在又一次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几年前，在广州市的近邻香港，一块湿地使得一条地铁线路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终于改变原来的走向以保护仅存不多的湿地。现在湿地的去留再一次地考验人们的环保决心。

　　如何发展石化区与保护湿地将体现出广州人环保的决心，也将会影响到日后南沙在生态环保建设上的调子。环顾四下，惠州的南海石化项目已在项目立项前期的环境污染影响、环境保护措施等方面走出了第一步。而在与石化业同为重工业一员的钢铁业中，上海宝钢也在如何建设生态型厂区上取得较好的经验，并且把厂区的生态价值通过定量评估量化计算出来，使人们对重工业的生态建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企业案例都是在南沙开发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