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儿童影视剧发展研究

　　冷 凇

　　电视媒体最核心的社会影响是从根本上消除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阻隔，而这种空间的跨越便直接导致了受众的心理变化。媒体问题专家塔巴塔巴依博士就此写道：儿童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必经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有他独特的一面：模仿性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具有反叛精神。儿童的精神和身体在这一时期都是脆弱的，没有什么能力去承受成人世界的事情。美国已故作家、思想家帕斯塔姆也认为：如果对儿童来说，不存在成人世界和生活中的秘密，那么，我们就没有童年或儿童时期。从电视本身的特点来说，除了文化要求低、直观易懂之外，电视还比广播、印刷媒介更能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因此更接近面对面的传播；同时它能提供具体的图像，使观众不易遗忘，因而可能具有其它媒介所难企及的劝诱与施教的独特效果。今天的国内儿童为了学习和实现父母们的，理想披星戴月，天不亮就出发，天擦黑才回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使电视成了他们首选的娱乐。所以，电视作为一种简单、廉价的大众传播手段是最能影响儿童们的身心的。

　　（一）

　　有文艺美学学者认为，电视的特征是向所有的人传送着一个信息，至于如何看待信息，则是美学里接受之维的范畴。他们认为，既然对电视节目的意义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有权利看到电视中播放的所有节目，至于看后的后果，各负其责。实际上，就像任何人或事物的成长壮大有其过程一样，儿童应该是逐渐用自己的语言了解生活和社会中的暴力与不健康行为，以便知道这些行为是丑陋的，并与之进行斗争。媒体向儿童讲述健康正确的儿童故事，让儿童逐步认识暴力和暴力导致的恶果。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故事往往都“过于快速”的进入儿童生活的娱乐世界，腐蚀着无辜的儿童，就象美国电影《不一样的童年》里，“爸爸”对教唆其“儿子”加入黑社会的桑尼说的一句话：“你让我儿子长大的太快了。”儿童们吸收了很多其年龄段不需要的经验，这些散碎的、不加选择就吸收来的内容，很可能是经过夸张、歪曲或浓缩的，并不符合社会现实。然而这一时期的儿童尚不能完全区别开现实与虚构，便难免误以为真，形成错觉或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儿童心智早熟。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的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中都充溢着的暴力行为（往往以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为背景），和对一些不健康生活方式（往往以小资情调和都市情绪做幌子）的默许和提倡。这些作品由于终极目的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往往可以在审片的时候打“擦边球”通过。而电影电视剧的制片人和导演，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执导出更“刺激”，更“新颖”的涉案，言情，武侠电视剧，反正“过程越复杂越好，结局是积极的就可以播出”。无辜的孩子们看了这些影片后，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影响，他们以为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对成人世界的情感纠葛，勾心斗角过早的模仿。最终，自己会对暴力活动和情感泛滥产生幻想与冲动。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1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率增加了一百多倍。英国专家哈丁顿写道：人达到完美的主要因素，就是他在儿童时期从比他大的人中，选择可以相信和信赖的人，作为生活的典范。这种信任可以让孩子辨别出真假、丑恶来，可使孩子放弃一切不良行为，培养他坚定的毅志，使他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难，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幸福。可如今我们电视上能够提供给儿童模仿的典范则是跳着光屁股舞蹈的“小新”（《蜡笔小新》）和满街砍人的“浩楠”（《古惑仔》）这一类畸形的电视异化人物。

　　对比西方，回过头来看看国内风靡一时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从技术质量和影片观赏性的角度上，该片不能不说是黑帮片里独树一帜的好作品。6部系列电影中情节的高度连续性，“浩楠”“山鸡”等几个鲜活的主要人物各自命运与性格的优化设置，都是该片获得收视成功的好看点。但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上看，大部分的青年或者成年人，看了《古惑仔》后都会情绪激动，难免对暴力，砍杀，违法等，产生些许的自由主义幻想——至于自制力最差的儿童，观看后必然对“拉帮砍人”、“抢地盘”、“罩场子”、“吊马子”等黑社会行为的是非观，产生很大的误解。记得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这样说道：“每个小学的每个班都会有一个打架厉害的”，这种狭隘英雄主义，对儿童特别是男孩子启蒙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同样的情况在美国来说更为严重，儿童由于学习压力比中国孩子小得多，因此经常到午夜或到深夜两三点才入睡，他们在这个时间有意无意地看了一些不够健康、格调不高的节目已经很普遍。电视“腐蚀”儿童的结果是彻底抹杀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儿童时期。儿童们看到电视中呈现的关于大人世界的情感描述（类似《还珠格格》《欲望》《来来往往》），所以变得越来越“早熟”,儿童时代与成年人时代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了。就像帕斯塔姆出版的评论书籍的名字一样——“儿童时期在渐渐消失”。

　　在众多的媒体传播形态中，电视剧对儿童的影响是最不容忽视的。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统计，去年我国4—14岁儿童一年在电视剧上花费的收视时间平均为6154分钟，远远多于其他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已经接近四个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对社会道德伦理，法制伦理的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寓。未成年人的心灵尚未成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求知欲和好奇心又很旺盛，属于社会群体里可塑性最强的一类。从一定意义上讲，控制住了电视剧，就控制住了儿童的主流心理娱乐需求。

　　现如今，“儿童剧无观众”，“非儿童剧儿童爱”，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畸形收视现象。我们谈到电视剧创作，无论是重大历史题材还是涉案，古装，言情一类的剧目，可以列举出的优秀剧目都数不胜数，可是优秀的儿童剧却是寥寥无几——十几年前的《小龙人》、《好爸爸，坏爸爸》、《动物王国窃案》、《棒棒真棒》、《SOS儿童村》还都可以算上是佳品，但央视和其他影视机构后来投资的一些儿童剧《少年水浒》《小兵张嘎》等反响则是越发不尽如人意。一部《西游记》，假日播，平时也播，孩子们不仅对主题曲耳熟能详，连其中一个细节，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了如指掌。实际上电视剧《西游记》并非儿童片却始终充当儿童剧场的领头羊实属无奈。除去《西游记》外，《三国演义》和《水浒》，尽管其中不乏勾心斗角、砍砍杀杀的镜头，但由于戴上了文学名著的帽子，因此也偷天换日的扛起了儿童剧场的大旗。

　　（二）

　　造成儿童剧目缺失的这种状态与创作者的忽视也有一定原因，中国的电视剧导演大部分都是科班毕业，或由电影导演转行从事电视剧导演。扎实的文化理论基础和开拓精神，成为这一代电视剧导演的共同特点。他们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为王扶林、张绍林、郑晓龙、尤小刚、蔡晓睛、潘霞，陈胜利，赵宝刚、张黎，管虎等等。但是如此众多的优秀电视导演中，导演过儿童电视剧的几乎没有，这不能不说是题材选择的一个重大漏缺。他们大多热衷于主旋律题材，文学改编题材和涉案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即便这些人的优秀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毫无问题，但是对未成年人来说，“观看适合成年人欣赏的节目本身就是灾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一些无法理解的内容给儿童造成的困惑对他们就是一种伤害。”比如涉案剧中的暴力镜头、古装片中的光怪陆离、言情剧中的亲热镜头等常令孩子们无所适从。

　　国内的少儿电视作品，无疑是电视产品中最不被人重视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目前国产的儿童影视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难以满足未成年人旺盛的文化需求。以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动画片为例：全国现有电视频道两千余个。国产动画片年有效播出需求约为二十多万分钟。但去年全国共生产动画片七百余部，总产量3万分钟，其中只有1万分钟在各电视台播出。而且国产动画片的故事情节比较陈旧，说教味浓，缺乏娱乐性，在收视率上难以与引进的动画片较量。许多电视台的动画栏目都为“无米下炊”而犯难，转而不得不掏钱买进进口译制动画片。从最近几届“金鸡”“百花”奖，评选儿童片大奖屡屡空缺，便可见一斑，电视台也实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美国，日本的动画片，虽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国内同类产品几个数量级，但是从受众定位和观众接受的消极效果上来看却更糟糕。八十年代我们脑中有的是米老鼠，唐老鸭，蓝精灵，一休等等可爱善良的形象，可是真到了现在的美国和日本，才发现这印象是大错特错了。美国儿童电视节目中很喜欢以外星人入侵或史前探险来做文章，画面常见面目可怖的外星人，史前动物，还有心狠手辣的强盗、歹徒。1999年获得美国动画片收视率第一名的《南方公园》，在国内的学术界也引起不小的震动,甚至被当作商业运做的典型成功案例，在北京某影视学院的课堂上，让学传媒的学生们学习。但是这却是一部典型的成人动画片,四个主要角色满嘴脏话，以暴力低俗的黄色笑话,和讽刺名人来取悦观众。日本动画片许多取材于漫画，有三成以上是“三级片”或“准三级片”，其余诸如《蜡笔小新》一类的动画片，虽然乃上乘之做，但是明显是定位给青年和成年人看的。

　　国内儿童电影的情况更难以令人满意。2003年，国产电影达一百四十多部，而其中儿童电影只有区区10余部。我国儿童占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但是儿童电影比例却只有十四分之一，比起国外年年翻新的《小鬼当家》、《怪物史瑞克》系列，国内类似《霹雳贝贝》、《背起爸爸上学》、《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优秀作品几年看不到一部。由于票房不佳，这些儿童电影要么没有院线愿意放映，要么上映没几天就被撤下，难以走进孩子们的视野，一些有“政策保护”的儿童电影，勉强靠教委或者当地政府的指令性文件才能草草维持回收成本。

　　（三）

　　追溯国产儿童电视剧的历史，从六十年代年央视播出的《刘文学》算起已有四十多年了。“文革”前的儿童电视剧，题材范围狭窄，说教味道浓。真正儿童电视剧创作的颠峰期应该从1978年算起，20多年的时间，中国大约拍摄、播出儿童电视剧在500部左右。不能否认，数量和总体质量已达到一定水平。

　　现实主义题材中《好爸爸，坏爸爸》，《我有一片辽阔的蓝天》，《爸爸，我一定要回来》《棒棒真棒》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些作品集中揭示了不同家庭背景下（准单亲，生理残疾，远离父母）的儿童遇到的心理和实际两方面的问题，不失为优秀之作。其中惟以《好爸爸，坏爸爸》和《棒棒真棒》的成就和影响力最为突出，剧中的许多情节和主题歌曲现在还能被许多二十多岁的人记得。在这两部剧中，成功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对点点和棒棒这两个现代都市儿童的个性的刻划之中。点点天真，淘气，棒棒活泼、好胜，甚至娇惯、任性，他们很有当今现代儿童的生活质感，而非观念和问题的化身。

　　儿童时代说到底也是一个梦幻时代，定位于这个基础下中国的儿童电视剧创作，还涌现了许多童话作品，它们满足了儿童对外部世界的幻想与好奇。比如《动物王国的窃案》、《渔夫和金鱼》、《同是一个太阳》都特别受儿童喜爱。除了《动物王国的窃案》这部由马戏团动物为演员表演的特殊电视剧外，在儿童观众中反响最大的两部儿童童话电视剧，是《大鸟在中国》和《小龙人》。前者形式新颖活泼，充满了艺术想象力，在美国获电视艺术最高荣誉奖“艾美奖”最佳儿童节目奖；后者是一部以“小龙人”为主角的大型现代儿童话剧，虽然情节较为拖沓，但是形象瑰丽神奇，把深刻的寓意寓于其中，不失为优秀作品。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日本科幻儿童电视剧《恐龙特急克塞号》，想想当时80年代玩耍的孩子们一个个头带“克塞盔”，口喊“人间大炮准备”的情景，就知道科幻剧在儿童群体中的潜在市场有多么的庞大。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的儿童电视剧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难已解决的问题，突出的矛盾是“儿童电视剧取材创作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儿童观众欣赏兴趣和风格的多样变化”。九十年代后期，传媒业的市场化趋势使表现低龄儿童和少年儿童的剧目逐步走向枯竭，而表现15岁至18岁半成人的剧目开始涌现，如：《第三军团》，《十六岁的花季》。创作者从接受对象在年龄层次上的区别出发，真实地去反映初高中学生学习和情感生活的欢乐与艰辛。这一切努力虽然使这些电视剧呈现了多种色彩，但我们却不得不告诉广大观众，这些剧最多属于青春剧范畴，冠以儿童剧的头衔实在是牵强附会——毕竟9岁和16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时期的一些儿童剧脱离实际生活，情节虚假，表演娇柔做作，根本无法达到新时期儿童的鉴赏标准。许多儿童剧总是用成人的视角去审视和表现孩子们的故事，给孩子们负载了过于沉重的成人化元素和当代儿童难以理解的东西。这种创作的硬伤，使为数不多的少儿剧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去年的飞天奖的评委会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办方特意找来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做评委。但是孩子对业内人士十分看好的少儿电视剧居然都不感兴趣，甚至一集都看不下去。

　　对比电视剧，中国动画片的情境也不乐观。4亿儿童，这意味着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改革开放后的动画产业发展本身却不平衡，有人曾经比喻“中国的动画产业就像一条鱼，肚子大，两头小”。我国的强势是绘画与制作，缺乏的是创意与故事。很多国外动画厂商拿着本子到中国寻找画匠，斥资制作，最后的版权也是他们的。旧时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鱼童》等曾经频频在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得大奖，其他诸如《阿凡提的故事》、《邋遢大王奇遇》、《天书奇谈》也有大批的观众——但这些都已经成为陈年往事。新版的《西游记》制作精良，故事引人入胜，也拥有一批小观众——但“本子”却是“老前辈”吴承恩的，它的成功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动画片在创意与故事上的山穷水尽。另外，“三分卖，七分吆喝”，我们的后期开发也很薄弱，除了新版的《西游记》，很少见到那里投入一定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宣传自己的动画片或创建良好的动画片分销渠道。

　　“儿童不等于弱智”——内容过于低幼化是许多儿童动画片的弊病，很多制作动画片的人都不了解儿童在想什么，喜欢看什么。这使得一些斥资不菲的动画片实际上并不受儿童观众喜欢。前几年诸如《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蓝皮鼠和大脸猫》一类的低幼儿童作品明显是低估了现在儿童的智商和鉴赏能力，虽然这类动画片往往富于知识性和思想性，通常的目的是寓教于乐，能够反映广大家长对电视教育方面的期望。但是画面人物的干瘪，动画质量的粗糙，情节的简单无趣，都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去吸引国内儿童。因此一些日本，欧美动画片成为青睐就再所难免了：如喜剧动画片《蜡笔小新》，超现实主义类动画片《机器猫》、《圣斗士星矢》，案件推理类动画片《名侦探苛楠》，各自以其别出心裁的故事和好玩有趣的人物形象吸引着国内的小观众。

　　（四）

　　谈起儿童剧市场化的失败，就不能不谈到电视消费群体中的分类问题，显而易见，无任何收入的儿童处于购买力最为弱势的群体。某位地方电视台领导在策划会时直言不讳的说：中国缺少儿童剧，这与我们台有什么关系？少儿节目收视率低，小观众兜里没钱，广告客户不愿跟进投放广告，台里几百号人要生存要吃饭，这一大块经济亏空谁给你补？！这样的说法虽然多少带点地方狭隘意识情绪，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电视台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青少年教育基地，天下更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无法预估利润的投入，有几人敢为天下先呢？就连最近央视和郑州电视台新近历时3年，斥巨资制作，被业内颇为看好的《快乐星球》，也面临着后期大制作和市场开发过程中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目前在国外少儿影视剧的收入75%来自相关产品的开发，票房收入仅占25%，虽然儿童没有消费能力，但是儿童剧制作必须的三维动画是高成本的。所以算下来《快乐星球》这样的大投入虽然能够出精品，但即使制作完毕，成本能不能收回也是个大问题。抛开缺少儿童剧的问题不谈，即使有好剧也难放在好时间段来播，毕竟其他能够吸引成年观众眼球的剧目太多了。抛开儿童电视剧不谈，看着各级电视台的青少部门用大把的银子换来的日美动画片，我们的动画节目何时也能“内销”转“出口”呢？

　　由此看来，发现“现在的孩子最需要什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一些成功的范例来看，现实化与科幻化是应该被放在首要位置的。儿童们已经从父母和学校那里得到了太多的“说教”与“引导”，他们首先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更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需要能解决现实困难的办法和独立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其次，他们需要在“郁闷”的学习生活中注入一点点幻想的空间。科幻化与现实化并不矛盾，而是相符相承，互相依存的，一部优秀的儿童剧可以择其一作为切入点，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形下，由央视和郑州电视台斥巨资，耗时3年摄制的大型科幻儿童剧《快乐星球》好似一颗重磅炸弹，掀起了对国内儿童剧发展趋势判断的颠覆性的改变，这种颠覆表现在对成人关注点和儿童兴奋点错位的思考，表现在对儿童题材现实化与科幻化的双重体现。

　　据说一位儿童在观看《快乐星球》后失去理智地给《快》剧打了19000分。在他眼里：与其他经典作品相比，看“蓝猫”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但是不好玩。看“小新”也不能学他，因为爸爸妈妈不让学，老师也批评。孙悟空虽然好玩，但是脱离现实。而《快乐星球》的乐乐身上则有许多和自己相像的地方。可见，《快》剧的潜在成功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几千个巨资制作的特效激发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儿童们能在剧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激发了他的自信心和创造欲，树立了一许多个现实生活中可以模仿的对象，有亲切感。这是现实化与科幻化相结合的典型产物。

　　跳出题材本身，本土化也是儿童剧绝对不能放弃的阵地。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和澳洲的两个典型范例。首先是拍摄于1998年的26集美国现代人偶剧《可爱的怪偶———史哥特表哥》（英文《CousinSkeeter》），一经推出深受美国儿童的喜爱，被称为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剧作之一”。这部由维亚康母传媒集团旗下的尼克儿童国际频道（Nickelodeon）提供版权的剧，已开始在全国发售。剧中充溢着美国文化的标志性言语和环境，“DJ”，“纽约”这些颇具本土化标志的象征标志使人们在观赏的同时不断地对美国意识和美国儿童社会的价值观加深印象。另一部澳洲的著名系列儿童电视剧《幼儿园》，则是包含着澳洲韵味，国家级导演西蒙.卫普（SimonWhipp）多次指出该剧的意义：“它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对他们言行的影响，对他们思维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和他们自己。他们的所受的影响随著他们长大成人将影响到整个民族。”由此可见，儿童剧所承载的历史责任意义重大，发展具有中国本土文化风格的儿童剧任重道远。如果我们的儿童剧也能试图发挥一些获国际奖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鱼童》，《哪吒闹海》那样富于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优势，多拍一些反映中国儿童专有特点的片子，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异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