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如何看待日本的教科书问题？

　　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对2006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有八本历史教科书获得通过，其中包括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日本扶桑社出版发行的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版本。这再次激起了日本国内舆论和周边国家的强烈谴责。

　　一、教科书问题的由来

　　日本的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日本文部省从战后初期就设立了通过行政手段审查教科书内容的体制，特别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问题上，经常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导向进行露骨地介入。

　　1955年8月，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同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首次提出教科书问题令人担心。1956年，日本政府为加强教科书审定工作，建立起教科书调查官制度。1958年10月，日本文部省又修改了《学习指导纲要》，进一步加强了对教科书编撰者的约束，为教科书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年4月，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引起了家永三郎教科书事件。

　　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激起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第一次教科书问题的波澜。在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出面承诺对教科书予以再修改。同年11月，日本教科书审定基准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

　　1986年，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炮制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定合格，再次引起日本在野党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中国、朝鲜、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也纷纷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酿成了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波澜。中曾根内阁迫于压力，决定由文部省根据1982年内阁官房长官的谈话精神敦促编者修改，否则不得出版。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由于政局动荡、自民党一度下野，再加上为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需要，有必要在历史问题上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特别是面临战后50年的关口，日本政界和社会上曾出现过战后处理的动向。1993年8月，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见解，承认事实并表示反省。同月，细川护熙当选首相后，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性质明确表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年8月15日，社会党出身的村山富市首相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侵略的历史并表示了道歉。

　　与此同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内容也从80年代中期起不断改善。8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1983年的审定中被文部省责令删除的731部队也出现在部分教科书上。在1994年开始使用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初中从1997年使用）中，毫无例外地记述了随军慰安妇。另外，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和战争犯罪的记述，也逐步得到改善。应该说，这是日本的国民运动和亚洲诸国为首的国际批判的重大成果。

　　但是，教科书内容的改善引起了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活动愈演愈烈，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文化界、学界的右翼势力相互配合呼应，形成一股影响颇大的势力，猖狂对历史进行系统的翻案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改写中学历史教科书被他们当作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1997年1月30日，一些右翼文人以现行历史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性质为借口，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开始炮制以反动历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历史教育。

　　2000年4月，由该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省审定。由于该书露骨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宣扬皇国史观，否认和淡化日本的侵略罪行，文部省迫于国内外正义舆论的压力，要求对书稿中137处明显错误的记述进行修改。之后，作者虽然不得不进行了一些修改，并在国内外的批判下于7月2日进行了所谓自主订正，于2001年4月获得审定通过

　　编撰会撰写的2006年度版本，在审查过程中共做出各类修改124处，但该教科书歪曲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基调并没有改变。就是这样一本肆意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的中学教科书，又一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不能不引起世人的严重关切。

　　二、日本政府的责任不容推卸

　　教科书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政府长期纵容、支持右翼势力翻案的必然结果。对于教科书的审定，日本政府一再声明表示不介入，但右翼教科书在国内外舆论的抗议声中两次获得通过，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在右翼教科书出笼并于2000年首次送审之后，不仅遭到国内外正义舆论的批判，有教科书审议委员担心将侵略行为正当化，会刺激他国人民的感情，试图阻止其通过审定。但是，日本右翼喉舌《产经新闻》却发表大量报道和社论，对该教科书审议委员进行攻击。同时，自民党内的一些势力也闻风而动，要求文部省延期召开审议会和处分该教科书审议委员。甚至在政调会长龟井静香的同意下，以自民党的名义要求文部省解除该委员的职务，并强制性要求在解除职务以前不能召开审议会。结果，文部省于2000年10月30日将该委员调离社会科部会·历史小委员会，从而为肯定侵略战争、美化殖民地统治、宣扬天皇中心历史观的右翼教科书的审定合格开了方便之门。

　　实际上，就是那次同时送审的其他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和殖民地统治的记述方面也有很大后退。例如，原来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都有随军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本中记述的只有三家，而且只有一家使用慰安妇，其他两家变成了慰安设施；原有四家出版社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其中两家改为南京事件，正文中原有三家使用了屠杀一词，新版本也都改成了杀害、杀了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人数，原来六家出版社写着包括妇女儿童约20万人等，但新版本保留具体数字的只剩两家，其他修改为大量的、许多的。另外，有意识地将侵略改为进出等，是各出版社版本的共同倾向。

　　这些修改，从表面上看是出版社的自主行为，其实是日本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1998年6月8日，当时的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在国会答辩称：历史教科书整体欠缺平衡，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否定要素过多，表示要采取措施纠正所谓偏向，矛头直指1997年版教科书中有关大量记述日本侵略历史的内容。他的发言实际上是向正在编写2002年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不要将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纳入教科书。

　　1999年1月，文部省干部又对教科书出版社提出非正式要求，希望教科书内容更有平衡感，以及重新估价作者的构成。结果，三家出版社采取措施，于1999年8月删除了从军慰安妇中的从军和强制，也有的出版社变更了担当慰安妇的著者。对一部分没有删除慰安妇、三光政策及更改南京大屠杀记述的出版社，1999年12月，政府方面继续对出版社的社长施加压力，要求对从军慰安妇等的记述慎重对待。正是迫于这样的压力，各出版社在送审本印刷之前，纷纷决定进行自主限制，删除有关慰安妇的记述等。从上面可以看出，上次右翼教科书的初次送审合格和原来七个出版社的全面后退，与日本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次右翼教科书再次通过审定，也是日本政府和自民党部分政治家纵容和支持的结果。文部科学省2003年8月发出通知，就改善教科书制度问题指出要根据法律和学习指导要领，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选定资料。2004年1月29日，以自民党重量级国会议员安倍晋三、中川昭一为首，再次组织了歪曲历史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目的是全面推进右翼编撰会的教科书在全国获得采用。现任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也是歪曲历史的急先锋，2004年底他公然宣称日本的教科书是自虐性的，随军慰安妇等自虐性记述从教科书中消失太好了等，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关于教科书的错误立场。

　　教科书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归根结底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追求政治大国目标，正在打破战后以来的一些禁区，改变战后和平发展路线。1999年以来，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律、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国旗国歌法等，修改教育基本法也提上了日本政治的议事日程，规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正在动摇。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及教科书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实际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如实反映。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能否正视过去的那段侵略历史。虽然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曾明确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1982年就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制定过临国条款，日本政府领导人也在多种正式场合表示过对侵略历史的反省，但从右翼教科书通过审定来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自相矛盾、表里不一的。这种明显违背国际信义的行为，难以取信亚洲和世界人民。

　　自从右翼教科书送审以来，中韩两国政府一再对右翼团体新编会主导编写的教科书歪曲历史的做法进行驳斥和批判，并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希望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正义力量纷纷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亚洲和世界舆论也对该教科书的内容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是，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竟对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开绿灯，这不仅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

　　21世纪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果任凭右翼教科书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日本战后以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因此，批判和抵制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已成为摆在亚洲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抵制历史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事关日本与他国能否和睦相处，而且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和重大课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