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历史回忆

　　陈丕显 著

　　1975年秋天，虽然在小平同志关心之下，经毛主席批准，我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很多老同志劝我能离开上海尽量早一点离开。耀邦、粟裕、黄知真同志也多次要我早点离开。

　　他这时的身份是副主席喽，“风光”得很，什么鱼唇、鲍鱼、干贝、鹌鹑……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搞什么，还派专人专机去广州搞荔枝、菠萝，到宁波去搞青蟹。为了打猎，他要工厂专门为他生产聚光灯、双历手表。他真是摇身一变，十足的暴发户嘴脸！

　　尽管王洪文搞这些勾当的时候都要严格保密，不许外传，但正如俗话所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他的那些小兄弟为他张罗的时候，都想从中分享一份“荣耀”和物质利益，所以常常打出“王副主席”的招牌。上海的群众早就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暗地里称他们这帮家伙为横行的螃蟹，还形象地说是三只公的一只母的。

　　尽管我闲居在家当“寓公”，但仍有不少人会悄悄地告诉我这些情况。那时我看到、听到这些，心里就一直在想，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难道这场革命的成果就是把这么一伙靠着造反起家的暴发户送上政治和权力舞台吗？中国革命的前途能不让人担忧吗？

　　王洪文之所以选择在锦江饭店旁边一所普通的房间里接见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我看到他的豪华住宅和挥霍浪费的丑行。

　　王洪文这次见到我，一反过去的骄横傲慢态度，一见我就主动跟我热情握手，嘘寒问暖，然后假惺惺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本来早就可以解决，因为我和春桥同志的工作比较忙，一时顾不上，所以拖了一段时间。”我听了心想，这种鬼话就不要说了，你我都明白。把我一关八年，欲置我于死地，从头到尾都是你和张春桥一手导演的，还谈什么顾得上顾不上？幸好顾不上，要是顾得再多些，恐怕我的命早没了！

　　王洪文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就是我，也有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呀！”接着，王洪文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向我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诸如什么不要有怨气啦；“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我们都要经受考验啦；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要为人民再立新功啦；今后要多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啦，等等。

　　我一声不吭地静静地听着，品味着他的每一句话的真正含义。看看这位王副主席、暴发户究竟要对我怎么样！

　　陪同王洪文一起谈话的马天水不住地点头说“洪文同志说得对呀”，“洪文同志说得好呀”，“市委、市革委对你是关心的”等等，表现得格外谦恭。

　　末了，王洪文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说。住的地方有什么问题？”

　　从王洪文这些话中，我品味出我的问题似乎有了些眉目。他们搞了我八年，最终仍无法把我置于死地，这说明他们已无可奈何了。但他只字不提我工作的事，我也不愿向他这样的人乞求，所以我只说：“一家人住一间房子太挤了。”

　　王洪文立即对马天水说：“马老，请你立即帮助丕显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1975年9月13日，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开会研究了我重新工作的问题，内部确定我为革委会副主任，并上报中央。9月16日，中央同意了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由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三人找我谈话。

　　马天水说：“中央已经任命你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至于分工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主任、副主任从来都没有作过明确分工，对你分管什么也就没确定，我看你是不是就搞点调查研究吧，到工厂农村走走看看，调查研究些问题。”

　　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心里很明白，这哪里是什么没有分工的问题！上海市委、市革委会这么大一个摊子，不可能没有分工，什么工作都大家一齐上，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对我这么个人，中央有指示，他们不能不用，但又不愿重用，所以就给我来了个搞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是个搪塞、推脱的好办法。

　　由于他们没有给我具体任务，任命后我连一天也没有去过革委会，文件都是他们派人送到家里来。我倒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工厂、农村去看了。但我调查研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1975年国庆节前一天，我出席了上海市召开的国庆晚会。晚会于9月30日晚在人民广场召开，所有的革委会常委都出席了大会，我的位子被排在主席台右边的最末尾，这个安排是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的。大家都记得，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的座位就是阵线分明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当作“右的代表”安排在右边，预示着他们的政治倾向。从那以后，座次的安排已成为一种政治待遇了。人们常常把这作为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志。他们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就是要让群众知道：我在他们眼里的地位最低，是“右”的代表。这是我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我明白这是他们的故意安排，想贬低我，但我没有半点委屈感。我表情严肃、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坐在主席台上。

　　过去几年里，我上主席台是“批斗对象”，今天，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之一了。我的露面，引起了场内一阵骚动。人们纷纷用目光注视着我窃窃私语，有的向我挥手示意，有的向我点头微笑。从这些举动中，我体味出了群众对我的深情，心中感到无比的欢欣。

　　1975年秋天，虽然在小平同志关心之下，经毛主席批准，我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很多老同志劝我能离开上海尽量早一点离开。耀邦、粟裕、黄知真同志也多次要我早点离开。

　　根据这个情况，我给小平同志写了信。1975年9月底，小津按照我的交代，到北京去了解我的信小平收到没有，小平同志有没有转呈毛主席。记得是在10月初的某一天，叶帅把刚到北京的小津找去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来了没有？”叶帅这个问话使小津一愣，不知怎么回事。

　　叶帅就告诉小津说：“在9月30日晚上，国庆宴会结束之后，小平同志拿出了一封信说：‘这封信是丕显同志要求来北京检查身体治病的，我已经呈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丕显同志调北京。’当时小平同志还问：‘你们各位(指当时在座的政治局的成员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毛主席同意了，‘四人帮’他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好反对。小平同志当场就交代：请汪东兴同志落实，尽快调丕显同志到北京。”

　　叶帅告诉小津这个情况之后，小津就离开叶帅处，回到叶飞同志家，并赶紧给我打电话告诉此事。当时我还准备在上海补牙。小津说：“赶快离开上海，以免夜长梦多。”于是，我就抓紧时间离开了上海。

　　国庆节后，10月8日我出席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讨论到中央召开工业会议的发言内容。会议结束时，马天水、徐景贤找我谈话，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这次调动，完全是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得知我在上海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很想离开，便趁一次会见外宾的机会对主席说：“丕显同志在上海当革委会副主任，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是否可以调到中央来，看什么单位合适再分配。”(64)

　　图：

　　1979年,陈丕显和叶剑英在湖北武汉。

　　1980年，陈丕显和胡耀邦在武汉东湖游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