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安顺姚鼐像
安徽桐城为文化之乡，历经历史烟雨的冲刷，这里的大多数文化遗址已经消失了。怀着一种虔诚，我翻阅了几部《桐城文化志》，特别关注了“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相对于方苞和刘大櫆来说，姚鼐扮演的角色更像当年周游列国、传道授业的孔圣人。因为他辞官后，执掌教鞭长达40年之久，一生曾在多家书院当任过主讲，八十高龄时仍然倚床为弟子批改文章。他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理论学说，统一了方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神气”说之间矛盾，同时也调和了清代乾、嘉时期“尊汉抑宋”、“张扬理学”的治学主张。以至于有人惊呼：“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可以说，姚鼐奠定了桐城派“立家法”的导师地位，如果没有姚鼐，“桐城派”绝对不会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
可是，如今到桐城，对于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文学大师，却遗踪难寻、遗物难见。我只在桐城市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幅宣纸绫裱的对联和一把洒金宣纸的折扇，留下他的“真迹”。此外，在桐城一中东北隅，我看见一棵参天蔽日的古树，旁边修一碑记，上刻“惜抱轩银杏”几个大字，另有小字注释：这是姚鼐亲手所植，系姚鼐书屋“惜抱轩”之宅树。鼐8岁（公元1738年）由“树德堂”徙居“初复堂”，后建“惜抱轩”书屋，乃植此树。此树至今已200多年了，树围2.8米，树冠面积39.16平方米，挺拔而苍翠。
在桐城，我也看见一些新修的“名人纪念物”，甚至还有塑像———多为曾任高官的文化人，可就是看不到姚鼐的面容。其实姚鼐也曾经在朝为官，只是因编《四库全书》与大名鼎鼎的纪昀闹出了矛盾，故而辞官。据说姚鼐辞官回家时，是一路春风，犹如得道神仙一样快乐悠然。可见，他骨子里完全是一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也正是这一点，这位“不甘流俗”的高官才弃官不做，从而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文学人格”，创造了“桐城派”长久的“文学精神”。
姚鼐是位清高的文人，又是位落魄的“名流”。他是寂寞的，这种寂寞延续至今。对于“桐城派”文化而言，这也许是一种反讽：一种文化可以盛行一时，但毕竟存在的力量很脆弱，占有的时空太短暂。这种“世态炎凉”，能不发人深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5月02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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