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都有盛世修典之说。流传到今天的几个大部头，从《永乐大典》到《古今图书集成》，再到《四库全书》，都是在政通人和、社会比较清明、物质积累比较丰富的时期修成的。它们对保存旧章、整理古籍、传布文化，功莫大焉。
盛世修典的接力棒传到了今天，以保存抢救整理广州地方史料文献为主要内容的《广州大典》编纂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广州打造文化强市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对清代以前，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文化典籍全方位的保存和具体展现。
某一个地方性的特色文化，一方面体现在相应的历史遗迹上———比如五仙观就是岭南文化、广州历史传说的重要见证；另一方面，它也同样集中反映在相关的著述中。它们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文化的浓郁特色。近年来，广州相当重视对相关古迹的挖掘、修复———全国文物保护现场会在广州召开就是一个明证；而《广州大典》的编纂，可以说是上述工作的一个自然顺延，是广州保护传统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时期，来自岭南一隅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著述，不断在中国文学界、学术界、思想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至少明代中期后，岭南学术已在全国形成了较大影响。如明代广州府新会县的陈献章当时就有“活孟子”之称，开明代“心学”之先声。其学生湛若水同样享有盛名，黄宗羲曾在《明儒学案》中予以高度评价。
笔者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其一，近两三百年以来广州名人辈出，与其之前的岭南文化长期积累是分不开的；其二，广州的先人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自豪的精神文化，在物质昌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这些深藏于各大图书馆的孤本、善本，以现代影印技术，把它们“请出山”，这既是对古籍的一种有效保护方式，也为今后研究岭南文化提供了便利。（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