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资2000万　盛世修盛典

　　尽搜广州历史文献，化身万千珍稀典籍，《广州大典》整理编纂工程今启动

　　本报记者　张演钦　通讯员　梁湘又一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广州的基础性文化工程正式启动！昨天，广州地方历史文献抢救整理出版工程《广州大典》，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正式启动。《广州大典》由广州市宣传文化基金出资2000万元，初拟分10辑，每辑约100册，共1000册。计划3至5年完成。组织者称：《广州大典》集广州历史文献之大成，将珍稀地方典籍化身万千，对于抢救文献，传承文脉，嘉惠学林，造福社会，促进广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著名学者、原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王贵忱说：“这是一件盛世盛事！”

　　传承传播前人智慧与民族文化：

　　地方编《大典》，广州居先

　　《广州大典》是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主持下，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大型广州文化历史丛书。这项工程规模之大、受重视程度之高，颇惹人瞩目。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树森担任《广州大典》编委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担任副主任，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担任名誉主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担任名誉副主任。《广州大典》主编、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说，1887年，张之洞为了把广东文献整理出来，组建了广雅书局，为整理广东文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面对前贤所为，我们也觉得很有责任让这些前人留下来的智慧结晶、民族文化能够得以传承、传播。“我们希望将来各个图书馆都可以拥有这些珍贵的文献。”曹淳亮说，根据我们的了解，地方政府以这样的气魄和雄心进行来大规模整理地方文献并编纂“大典”的，广州是第一个。

　　既方便今人研究也利于古籍“静养”：

　　“死宝”成“活宝”，福祉千年

　　谈起编纂出版《广州大典》的缘起，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充满忧患意识和文化情结。陈建华说，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大量珍贵地方文献，翔实地反映了广州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经蠹鱼风化之蛀蚀，兵燹水火之摧残，大量的地方典籍日濒损毁和失传。《广州大典》的编辑出版，可以使人们通过新版图书看到大量珍贵古籍善本，不必翻阅文献原件，将极大方便社会各界人士阅读研究，也为古籍文献的珍藏提供“静养”的条件和环境。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举例说，现在一些民国初期出版的书籍，一翻就要剥落一片，令人痛惜，“当时使用的是机器生产纸，比起手工制作纸张的‘纸寿千年’，实在是到了非抢救不可的地步了！”著名作家、原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岑桑说，岭南文献十分丰富，但流失的也很多，通过这项工程，可以加大收集的力度；此外，这一工程能够把“死宝”变成“活宝”，过去这些珍贵的文献往往藏之高阁，读者不容易接触得到，编纂出版后可以大大扩大流通范围，成为“活宝贝”，意义尤其重大！

　　四不原则：不选、不编、不校、不点：全面搜罗3000文献

　　《广州大典》是继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印《广雅丛书》之后的又一次文化盛举。政府和学者就编纂所达成的共识是：《广州大典》将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依据系统搜集、广泛采选、先易后难、分批整理的原则，力求做到搜罗全面、选本精良、整理严谨、印制精美，以精装16开本影印出版。据悉，《广州大典》将从广州史料、穗人（含寓贤）著述、广版丛书中选辑、整理包含经、史、子、集和丛书等类别书籍共约3000种文献，时间范围上溯汉代，下至1911年；地域范围为1911年以前的广州行政区划。陈建华说，我们不强调权威性，我们尽可能地实现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陈建华提出了“四不”原则：即原则上不选、不编、不校、不点。

　　广泛征集文献奖励署名权：海内海外共襄盛举

　　《广州大典》主要依托富藏广州地方文献的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基础，希望“集广州历史文献之大成”，但由于相当多的历史文献已不知所终，组织者为此还将广泛征集散落于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民间私藏的有关文献来丰富充实《广州大典》。广州市政府和省文化厅藉此呼吁海内外各界人士热心响应，“鼎力相助，共襄盛举”，并表示《广州大典》编委会将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曹淳亮说，我们愿意把最好的奖励拿出来，就是给予他们相应的署名权，让之流芳百世！记者发现，这次文献征集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古代至1949年以前出版，地域含今广东省、海南省、香港、澳门等的，内容则是反映上述区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图书、期刊、报纸、地图、拓片、信函、票券、照片等。

　　整理文献三次高潮

　　著名学者、原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王贵忱说，广东的地方文献存量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江浙一带；而且广东人对文献的整理也一直重视。他认为，广东有三次整理文献的高潮，前两次分别是阮元的学海堂整理、张之洞广雅整理，第三次则是现在的“广州大典”的编纂。学海堂在广州粤秀山南麓（今广州市第二中学校址），道光四年（1824）由当时两广总督阮元创建。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为清代著名学者。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曾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自阮元创建学海堂，提倡实学，又刊刻经史子集类书籍，广东学术风气为之一变，造就出许多学者。于是，官私刻书遂风起云涌。广东在道光后刻书大盛的局面，首功应归于阮元的提倡与推动。学海堂创立后的80年间，共刊刻书籍30余种，2400余卷，其中经典要籍、影响较大的有：《皇清经解》1408卷、《通典》200卷、《续通典》144卷、《皇朝通典》100卷、《经典释文》30卷、《学海馅》90卷、《擎经室集》62卷。学海堂刻书，虽然大部头的经典巨著不多，但其贡献在于开创了清代中期广东大规模刻书的风气。清光绪13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城南（明南园故址，今文德路62号）兴建广雅书局，“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广雅书局又是广雅书院创办的先声。据不完全统计，广雅书局共刻书215种，系清代五大官书局之一。在广雅书局出版的图书中，以《广雅丛书》最为著名。1912年，广东省立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身）在广雅书局旧址成立，初名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图书馆内设广雅板片印行所，收集和归藏有学海堂、粤雅堂、海山仙馆、广雅书局等公私机构自清道光年间至清末所刻书板近20万件，后人称为“广雅板片”。1912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广雅板片印行所（后易名广东编印局）汇编重印发行《广雅丛书》。“本次《广州大典》就是第三次高潮！”（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