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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关注南开话剧历史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4日08:06 今晚报

  1983年我在中文系的时候,曾经接触过南开学校早年话剧活动的资料。我到学校出版社工作以后,更发现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带有开创性,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可是少有人提及,解放后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就和在校图书馆负责管理南开出版物的夏家善同志商定,一起搜寻南开话剧史料。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搜集到南开话剧开创时期的一批剧本,如《一圆钱》、《一念差》、《新村正》等,文献(如周恩来的论文《吾校新剧观》)和一大批早期演剧成套剧照。这些在当时我们见到的中国早期话剧史料中也是少见的,弥足珍贵。于是我们编纂为一本《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先划定为1909—1922年。我就跟另两位编者一同讨论,一般认为中国话剧是春柳社间接从日本借鉴到中国的,而南开话剧则是张伯苓、张彭春直接从欧美汲取经验引进到天津的。于是我们提出中国话剧的两条渠道输入论。

  书稿编就后,我们想请在南开话剧史上成就卓著的曹禺先生写个序。当我拿着这部书稿拜访他时,他对此异常感慨系之。原来,1929年张彭春赴美前曾议定搜集话剧史料,这个任务交给曹禺。到1930年上半年,曹禺只完成了编辑演出过的改译剧本《争强》单行本的出版,而搜集话剧史料的工作未能实现。新中国建国后,有关部门曾有过搞中国话剧史料的计划。当时周恩来总理一再嘱咐:“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曹禺说:“都因为我太忙了,没有做。”建国十年大庆时,出版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先后出版了三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却没有收进天津和北方的演剧史料。周总理看了以后非常不满意,曹禺说周总理当面同戏剧评论家凤子说:“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

  曹禺听了我们编的《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一书的情况介绍,非常高兴,他还问及:“你说南开有话剧,最早是什么时候?”我说:“应该是1909年……”他又问:“是不是有比这还早的?”我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早在1906年演过《箴膏起废》。这一说法是严范孙先生的长孙女严仁清回忆时说的。回忆时她已经80多岁了。从她回忆文字的内容、场景和演出人物看还是张伯苓编演的《用非所学》。曹禺先生说:“哦,中国话剧还是先有业余的从业人员演出,后来才有了专业剧团。”我请他为我们的书写序时,曹禺兴奋地说:“周总理在世时,早就要求我们搞,可惜我太忙。今天你们做了这件事,太好了。你们的书出来了,就不怕人家不承认,二十年以后让评论家去评论吧!”

  曹禺如约给我们写了一篇长长的序。他在《序》中历史地委婉地评价了南开新剧团及其历史,他说:“这个专演话剧的团体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它从没中断过自己的活动。这是一个业余话剧团体……业余话剧工作者,在为富有意义的话剧摸索、探寻的道路上,用尽心力,终于起了一些作用,是有不少功绩的。”在序末,他深情地“希望它能引起爱戏剧的读者们的兴趣,把它看作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198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序,引起全国的关注。许多文章引用了该书的史料,并且从1987年起许多专著引用该书的史料和观点。如来新夏教授的《天津近代史》、朱维之教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黄会林教授的《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袁国兴的《中国现代文学结构形态研究》等都大量引用该书的史料,或辟出专节评述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早期的开创意义和地位。

  曹禺1985年来津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曹禺75周年诞辰,话剧活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不久,我收到了曹禺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在渝见南京大学陈白尘教授,他的研究生正致力于中国话剧史。曾闻我出版社已印出《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一书。他们急需该书一读;尤其是《新村正》剧本。据说此剧早于胡适的《终身大事》,应有所改正。”我们立即按照他的要求给陈白尘教授寄去。

  不久,陈白尘、董健主编的“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出版,并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图书奖。《史稿》使用了《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以近万字的篇幅,叙述了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史稿》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文明新戏随着春柳派的曲终人散,天知派的蜕化变质,在南方已经衰落时期”,而“南开新剧团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组织健全、宗旨纯正、领导得力、团结齐心的业余剧团”,“上举诸派弊害自谓已洗之净尽,未留丝毫恶迹”而发扬“纯正之宗旨”,尚方兴未艾。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夕,由副团长兼导演张彭春主稿的五幕新剧《新村正》是“较早揭露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突出地表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呼声的一部作品”,是“新浪潮的代表作”,“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新兴话剧一个新阶段的开端”。“《新村正》的问世,宣告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戏时期,而迈入历史的新阶段。”《新村正》标志着中国话剧已经进入“中国现代戏剧”的阶段。

  仅仅事隔五年,而不是曹禺先生说的“20年后”,南开新剧和南开新剧团,以及其重要领导者张彭春在中国现代戏剧形成中的开创意义和历史贡献就被话剧史所认定。这其中包含着曹禺的重大作用。这也是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的。曹禺致崔国良信崔国良同志:

  在渝见南京大学陈白尘教授。他的研究生正致力于中国话剧史,曾闻我出版社已印出《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一书。他们急需该书一读;尤其是《新村正》剧本。据说此剧早于胡适的《终身大事》,应有所改正。

  陈白尘教授住南京中央路一四一号内二号,务请挂号惠寄一册,俾益话剧历史。

  前在津,诸承厚遇;不胜感谢。专此敬祝

  撰安

  曹 禺

  一九八五、十、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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