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岭的魂

　　4月25日黄昏，当我站在茅家岭监狱旧址的后门时，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油菜花已谢，几个农民在距门口不到十米的小溪边舀水浇菜。小溪外是一片肥沃的田地。田地外是一抹农舍。就像是一幅恬静的画，让我沉醉，让我遐想。

　　再过30天，也就是5月25日，就是茅家岭暴动63周年纪念日。63年前的5月25日下午5时许，26名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革命志士从这个后门夺门而出，沿着这条小溪突围，除了2名革命志士因体弱被抓回来，其余24人成功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

　　在这个旧址里陈列的几个铁丝笼边上，有一块当年越狱人员的名单，我注意到一位姓梅的土生土长的上饶农民。讲解员张颖对我说：“越狱者中只有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党从当地找来给监狱里的人做饭的。”1941年，当600多名“皖南事变”中的革命志士被押送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队的驻地上饶时，他们甚至不知道囚禁他们的地方叫“上饶”，更不熟悉茅家岭周边的环境。所以“梅兄弟”成了茅家岭暴动的“向导”。他不知道牢狱外共产党的组织在哪个方向，但他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才能让这些志士们找到一条生路。

　　我搜寻了所有网站，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有查到这位“梅兄弟”的后续资料。问张颖，上饶集中营有没有掌握他越狱以后的情况。小张遗憾地摇了摇头：“他是个朴实的农民，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没有要求政府给予任何照顾。”

　　监狱旧址都围上了铁丝网。但我知道，经过了六十多年风雨，再结实的铁丝网也要锈蚀了。我想越过这齐胸高的铁丝网，去河边同浇菜的老农攀谈片刻，说不定他就是“梅兄弟”的后代？

　　我一直在寻找上饶集中营的魂。当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时，挥笔在囚室的墙上写下了“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的铿锵誓言，当600多名被囚禁的“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干部来到上饶集中营后，建立了秘密党组织，他们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集中营的魂；当冯雪峰等7名文化名人被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后，国民党有意利用他们手中的笔以及他们的影响来“感化”狱中的“匪徒”，但这“狱中七君子”却变成了上饶集中营一支文化“利剑”，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革命事业的追求铸就了集中营的魂……半个多世纪前的上饶集中营，在血腥的舞台上演绎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有没有一种精神，被遗忘在茅家岭的荒草之中呢？走过茅家岭监狱旧址的小径，我来到了售票处旁边的一个杂货铺。一本《汪海粟上饶敌狱斗争综录》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不假思索买了下来。在我的记忆中，汪海粟的名字是和我见过的一位农妇连在一起的，她叫叶爱菊。几年前，我辗转找到她时，九十多岁的叶爱菊老人在女儿家养病。当我问及当年她如何给两位新四军指路时，她已经说不出话来。

　　曾经担任过上海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的丁公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1941年，他和汪海粟在上饶集中营密谋中秋暴动，被叛徒出卖，一顿毒打之后，被戴上脚镣关进了一个谷仓里。这个谷仓是用很大的红石砌成的，有几个士兵看守。但军统特务敌不过汪海粟和丁公量的机智。他俩用皮带上的铁扣撬开了镣铐上的栓子。汪海粟先逃出了虎口，跑到山脚下等丁公量。丁公量逃出来后，却跑向另一个方向。如果不是遇到一位大嫂，他俩很可能就会失散，不能并肩去寻找党组织了。这位大嫂就是叶爱菊。叶爱菊当时正在自家门口做着针线活，她对丁公量说：“快往那边走，他在山脚下等你。”1983年，已是江苏省委领导的汪海粟在参加上饶集中营斗争史座谈会上回忆起当年这一幕时，仍然激动万分：“他（丁公量）向我这边跑来。我们中国人本是不习惯拥抱的，但当我们逃出牢笼相逢时，两人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没有忘记1941年给他们指路的大嫂。1983年，他们双双来到上饶，找到了年事已高的叶爱菊，并把她接到了南京、上海游玩。在他们心中，一直有两盏“灯”，一盏是“革命事业”，一盏是对老百姓的感情。在腥风血雨的岁月中，农妇叶爱菊和他们并不相识，但当她看到他们从茅家岭方向走来，衣服上是一块一块浓浓的血迹，就认定他们是好人。

　　来到上饶集中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探寻暴动成功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忘记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史上，特别在茅家岭暴动的背后，还刻着上饶老百姓的智慧和勇敢！

　　从上饶集中营新馆的窗外望出去，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到处是新发的绿枝。树丛之外，是上饶市郊农村的新貌。那曾经笼罩在茅家岭上空的乌云早已被明媚的春光所代替，随着时光的流逝，茅家岭，这个响亮的名字，不曾被人淡忘。那渗透在茅家岭土地里的，不仅是革命志士的鲜血，而且还有普通老百姓对共产党深厚的感情。

　　我又独自来到寂寥的茅家岭监狱的后门，田间劳作的农民已经陆续回家了。在茅家岭四周，是一片宁静的田园风光。

　　(江仲俞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