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目前最年轻的驻外大使只有43岁，外交部最年轻的副司长年仅34岁，最年轻的正副处长分别是31岁和29岁……在中国现有的4000多名外交官中，35岁以下的青年外交官占将近一半。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这样形容这群年轻的外交官：有爱国激情、报国壮志；勤奋工作，努力钻研；善于实践，勇于奉献。这群生活在外交官光环下的年轻人，和其他青年群体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工作是否像我们平常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们有怎样的苦恼？

　　风餐露宿的外交官

　　在完成中蒙边界联合检查工作返回的路上，越野车打滑失控，困顿中的欧阳玉靖差一点就掉到深山沟里，车离悬崖只有两三厘米。此事发生在新疆阿勒泰，时为2000年7月1日。这是欧阳玉靖从事外交工作十多年来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中国陆地边界全长2．2万公里，涉及14个邻国和中国9个省、自治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边界，每隔若干年都要联合检查一次，查看是否有自然的或人为的变更。勘界工作主要有两大项：外交谈判和实地考察。条约法律司有一个处专门负责陆地边界工作，该处通常只有七八名外交官，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即一条边界由一两名外交官分管。

　　欧阳玉靖参与了几乎所有的与中国陆地边界相关的工作。过去5年里，欧阳玉靖曾先后12次奔赴中蒙、中俄、中越、中老、中缅等边界。他每年花在边界考察上的时间大约是40天，谈判的时间大约是150天。边界谈判往往很艰苦，经常是白天会谈，晚上内部开会、准备对策预案、撰写各类文件等，会谈强度大，加班任务重。

　　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外交事务的专家对记者说，勘界工作有两大特点：第一，高度敏感，它涉及一个国家领土的“划进与划出”，国土就是“寸土寸金”，如何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损失最小化，是外交官们时刻面临的问题；第二，异常辛苦，勘界需要大量的野外作业，风餐露宿，不足为奇。不过，欧阳玉靖说，勘界最辛苦的还是那些基层外事部门。

　　勘界时，欧阳玉靖最常乘坐的是越野车，有时也会骑马、骑骆驼、骑牦牛。从野外勘界回来的外交官并非衣冠整洁，而是一副狼狈相。欧阳玉靖说，在野外勘界作业时，他们往往是在“自然状态”下生活——长时间没法洗澡；男女遇有内急，就下车，“男左女右”（即男女分别在汽车左右两边）解决。

　　更像消防员和保姆的外交官

　　2004年农历大年三十晚，烟台一家公司的5艘集装箱船在韩国遇到困难，遂向外交部求助，钟瑞明及时赶到办公室，并请驻韩国使领馆提供协助。之后连续3天，他一直与公司和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直至问题得到解决。事后，烟台的这家公司向外交部赠送了“捍卫国家荣誉，维护企业利益”的木匾。钟瑞明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很有耐心。采访钟瑞明的当天是他的生日，采访完后，他没有回家，直奔办公室——加班。

　　钟瑞明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度尼西亚语、英语专业。钟瑞明第一次出国就常驻泰国，后又从泰国直接转到印度尼西亚。在18年外交工作中，钟瑞明去过16个国家，且都是亚非国家。他心细、责任心强。在印尼工作时，每次中国领导人到访，他都被定为领导人的“联络员”，曾陪同过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胡锦涛等人。

　　十几年来，钟瑞明一直在从事领事工作。听钟瑞明谈领事保护工作，感觉他不像一名外交官，倒更像一名消防员兼保姆。他说，领事工作涉及非常具体的服务性事务，很贴近老百姓，需要有“爱民之心”。每做成一件事，他的心里就获得安慰，被救的国人的感激之情往往让他感动。

　　2004年，钟瑞明在国内参与处理了7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绑架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遇袭案、11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被枪杀案、中国公民在印度洋海啸中遇难案等。

　　一些国内公民以为在国外能打工，赚大钱，结果被非法中介所骗。钟瑞明曾负责营救过多名被骗女青年。四川一名女青年本想到印尼唱歌，结果被安排去华人开办的夜总会做“小姐”。她到的第一天，客人要求她吃摇头丸，但她不从，凌晨从夜总会跑出来，并通过当地华人找到了中国大使馆。钟瑞明和同事遂找夜总会交涉，迫使夜总会交出所扣押的护照和回程机票，专门把她送到机场回国。

　　安排中国非法移民或遇困中国公民回国的程序十分复杂、繁琐。领事官要将人员的情况报国内核实，待身份核完后再颁发回国证件；如当事人身无分文，还要联系其家人寄钱，家属把钱寄到外交部转驻外使领馆或直接汇到使领馆；收到钱后，领事官要为当事人代买机票，有的还需送到机场；如当事人不讲真实情况或其家人无力提供回国路费，处理难度就更大，对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员，还要想办法解决回国后的收留问题；不少涉案人员不懂外语，遇事往往不会自行处理，而依赖领事官协助……钟瑞明在国外工作时，这样的情况一个月要碰到很多次。“现在每年到境外的中国公民有2000多万人，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频频发生。由于领事工作人员紧张，国内国外都忙不过来。”

　　处理死亡案件是领事保护和服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中国公民在外死亡人数为826人，死因有被害、生病、工伤、车祸、自然灾害等。钟瑞明说，案发后，领事官都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血淋淋的现场、停尸房等；他们要向当地警方查明情况；要通知死者家属，并根据家属的意见决定是将尸体运送回国，还是就地火化；还要为家属争取尽可能多的赔偿。有的死者家里很穷，就委托使馆全权处理尸体。在非洲某国，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受委托处理死者尸体，但这个国家并无火化设备，中国外交官只好自己准备木柴，将尸体火化。

　　时刻提心吊胆的外交官

　　外交部办公厅有一批专职外交信使，其职责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密文件和资料以外交邮件的形式送至我国驻外的100多个使领馆。信使持有外交护照，携带的外交邮袋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检查。信使工作高度保密，因而一直很神秘，一般人对其了解有限。

　　王昕龙就干这样的工作。信使出国一般都不是去单个的国家，而是去一连串的国家。王昕龙已去过70多个国家，而中国老信使有去过140多个国家的纪录。信使所有任务的核心是：安全、准确、及时地把物件送到目的地。信使一般都是两人一起行动，两人不分离，人、物不分离。

　　信使工作很危险。俄罗斯曾有人这样描述信使工作：外交信使应该具备“政治坚定、意志顽强”的品质……合格的外交信使必须有能力应付突发事件、盗窃、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和交通事故；外交信使必须能够识破圈套、抵制挑衅、永远保持警惕并看管好携带的邮件；他们配有武器，而且枪法很准。

　　关于中国信使的工作，有着13年信使经历的老外交官谢君桢曾讲述过一连串惊险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中国信使路过属东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时，险遭绑架。由于信使竭力反抗，大声呼救，旅馆职员出面干预，才使信使免于劫难。以后凡中国信使路过时，都呆在旅馆房内闭门不出，连吃饭也让服务员送到房内。两名信使在旅馆过夜，轮流值班，困倦时用冷水洗脸，保持清醒，毫不懈怠，谢君桢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同一时期，中国信使搭乘前苏联班机去古巴时，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纽约。当时中美两国是敌对关系，为了不让国家机密落入美国人手中，信使到机上厕所撕毁绝密件，并在洗脸池内用水泡烂，丢入马桶内。

　　据悉，中国外交邮件从未因为信使的失职而丢失过，但有6名中国信使在3次空难中牺牲。1958年，一架载有中国信使的飞机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市上空失事，当中国驻苏联使馆两名外交官赶到现场时发现，已经牺牲了的两名中国信使双手仍然紧抱邮袋。

　　骑着自行车回家的外交官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外交官都异口同声地谈到同一个问题：外交部的待遇太低。工作长达15年的外交官，工资不超过2500元。钟瑞明等人都说，做外交官，没法跟外面比待遇，关键是对工作是否喜欢，是否有事业心、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奉献精神。

　　有一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外交官，同学聚会时，知道她工资不高就不让她掏钱，她说“这让我很没有面子”；王昕龙曾在飞机上提出要看看免税品，结果被空姐抢白了一顿：“看什么看，反正你又不买”；前不久，外交部一名中级外交官向记者感叹说，他已工作十多年了，如今买二手房的首付款还要向已退休的父母借，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欧阳玉靖家里，包括父母和孩子，一家5口人曾长期挤在60平方米的公寓里，而这种情况在外交部并不罕见；一年冬天，记者亲眼见到，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司级）的沈国放（现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在举行完记者会后，头戴耳机，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袁铁成（据《中国青年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