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祭大禹是弘精神还是争名气？

　　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近年民祭公祭此起彼落。在继前些年浙江等地公祭民祭大禹以后，今年5月1日，武汉市举行盛大的公祭大禹仪式，市长李宪生等官员也参与祭祀。“禹公不朽，光照汉阳，武汉振兴，祖国永昌……”的祭文激越高亢，回肠荡气（见《楚天都市报》2005年5月2日）。

　　为弘扬大禹“不朽精神”进行公祭或民祭，无论对光大华夏文明、发扬中华民族精神，都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近年兴起公祭民祭大禹的背后，人们也“另有所思”。众所周知，国内一些地方对大禹的拜祭已见于多处。比如，1995年浙江省绍兴首次公祭大禹陵活动；2001年4月20日绍兴又在举行公祭大禹活动中，同时举办包括大禹风文艺晚会、绍兴文化旅游投资恳亲会、地方产品展销会等。不言而喻，祭大禹归根结底是为了促旅游、促招商。

　　公祭民祭大禹活动的此起彼落，还涉及到大禹的出生地问题。而今，史学界、学术界对大禹的身世就争持不下，“有的认为大禹生于四川，在中原开夏朝”。而浙江绍兴人则坚持“本地能出大禹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即使是四川，北川、汶川两个县也为大禹的出生“产权归属”一直争议不休，各有一帮文人墨客在绞尽脑汁搜刮资料申报“专利”（见《四川青年报》2001年2月14日）。

　　平心而言，作为对古代历史人物的论证，应该百家争鸣不断深化。通过反复论证，逐步求得统一。这种争论即使进行一百年也不会无意义。因为事物总是在比较中逐步接近真理，或者说，真理会越辩越明。但是，一些地方争大禹的产地“正宗”不是为论证一段史实，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争名气争夺旅游资源。而今，这类争夺比比皆见。

　　但是，大禹治水的积极意义不在于大禹出生在四川还是浙江，也不在于大禹是奋战在武汉还是建功于浙江。而是在于，大禹是为5000年中华文明添光彩的中华英雄。据悉，2002年在香港古董市场上发现了一具3000年历史的国宝级青铜器，上刻铭文被专家证实是一篇记载大禹治水的“德治政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有德于民”，即是为老百姓做实事。这与时下人们倡导的“以德治国”观念是相近的。显然，纪念大禹就要求弘扬为民办实事的精神。只有为民办实事，才能体现官员存在的价值。官员与民众的不同之处，就是官员要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听到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情绪，感受民众的疾苦，身先士卒，努力为民众排忧解难。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反复要求各级官员树立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精神。大禹治水，就是紧紧地抓住洪水肆虐、百姓苦不堪言的现状，运用他的智慧，率领民众去改天换地。“大禹治水”也就是想百姓所想，解百姓之忧，为百姓谋幸福。百姓世代铭记大禹，就是弘扬为民办实事的精神。

　　“大禹治水”还有动人的情节，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实际生活中，一个官员，随时都存在公与私之间的矛盾。而在公私矛盾中，是先公还是先私，从来都是好官与劣官的分水岭。为着缚住洪灾这个苍龙，古代的大禹竟然可以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力以赴投身水利疏浚工程，他为民的品德也可见一斑。记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国以后曾有几次路过四川家门，却没有一次返到土生土长的家乡。个中包含着不要惊动乡亲的意思，无疑也体现他公而忘私的品德。时下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在群众中威信不高，一些地方基层形不成凝聚力，其中一因，是当地官员模范带头作用薄弱了，想自己的多起来了，想百姓的少了。什么“票子、儿子、妻子、车子、房子”“五子登科”就是对官员私心杂念的辛辣讽刺。因此，公祭治水英雄大禹，首先就要弘扬大禹为民办实事、为民献身的品德。只有做到这一点，九泉之下的“大禹”才会得到真正安息，而改革开放的事业才会不断推进。

　　笔者想，假若各地以抢祭大禹的劲头来弘扬大禹为民办实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才有可能涌现成千上万个“大禹”，祭禹活动才会引发万千民众的兴致，才会祭到点子上。(稿源：红网)(作者：冯创志)(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