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书是永远敞开的

　　我爱书，因为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生长在医术糊口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触的就是书，除了中医典籍《本草纲目》、《伤寒论》和《医宗金鉴》外，就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有线装的，也有石印的，更多的是铅印的。父亲给我开蒙的也就是这些书。那年月，在那种偏远的小镇，书店不多，买书对于一个家庭不是一件小事，一般说，买一本书都是经过反复权衡，一买到手，总是要读破的。

　　引我进入知识世界的是旧书；引我进入小说天地的，竟也是一本破旧的新小说。

　　那是我11岁的时候，在县城舅舅家偶然获得一本茅盾的中短篇小说集。没有封面封底，也没有目录和版权页。开头就是《春蚕》、《秋收》和《残冬》，一开卷，我就给老通宝和多多头他们迷上了。当时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才知道是茅盾的小说。我是在八九岁就读小说的，第一本是《说岳全传》，记得是父亲用手指着既无段落也没有标点的一行行铅字教我念的。到了读鲁迅、老舍和巴金等人的作品就感到很新鲜。新鲜，不仅这些书都是新买的开明版，排印也是新的，很现代，父亲还作了分析。可惜，那些古代的和现代城市生活，对我这个生长在乡村小镇上的孩子距离太远了，依然隔着一层雾。鲁迅也写乡镇，但是没有老通宝这样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亲切而来的联想，使我在父亲督促下写了好几年日记的内容，也为之一变，这就是在日记里出现了大段的风景描写和人物对话。应该说，我小说的种子是在这时候发芽的。

　　但是，真正把我带进小说世界，并自觉地从读者转换成作者的，却是孙犁和赵树理。那时，我们已经举家搬回故乡务农了。土改，统购统销，互助合作……我经历的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使我亲切的，不再是老通宝、多多头，而是孙犁和赵树理。亲切的不仅是他们笔下出现的人物，还有那种用优美文字营造出来的社会氛围。或许是自幼接受的唐诗宋词的熏陶，我更喜欢孙犁那种淡雅的文字风格。终于，一场大旱，促使我在小说一般的日记的基础上，写出了第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读过它的人，都说有孙犁和赵树理的风格，而且出自17岁农民之手，于是成了小县城里的大新闻；并因此而引出了小说稿被偷的风波；因这场风波，而让我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竟去考了大学，从而改变了我一生命运。

　　到了上海以后，我在文学之路上继续往前走的路，自然还是白洋淀派的路，长篇小说《吾也狂医生》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之前，责编李屏锦先生特地抱了稿子去找梁斌先生，请梁先生写篇序言。不料，没有听李屏锦念完第一章，梁斌先生就说这是孙犁的风格，应该请孙犁去写。李屏锦立刻去找孙犁先生，竟也受到了热情肯定，早宣告不给人写序的孙犁先生，破例地为这部小说题了书名。从此，我和孙犁先生才有了书信交往。凡有小说发表，都寄给他看，经常受到他的评点。我希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真正跻身白洋淀派的行列。反复阅读他的《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等。然而，生活环境毕竟不同了，我正置身于巨变中的大都市，外来的文学思潮也汹涌澎湃，只觉得以往最美的文学风格都成了一种束缚。于是，我在给孙犁先生寄去新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的同时，将这种惶惑告诉了他，心里不免惴惴的。岂料，他的回信却同样给了我热情鼓励，不再是对我某一部小说的鼓励，而是对我近期来总体努力的肯定，然后在信末写了这样两句话：“按自己的想法，努力写下去罢。”

　　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的海德堡大学，在校长的印章上，刻着这样一行拉丁文：智慧之书是永远敞开着的。“永远敞开”，是指它拥有永不消逝的魅力，而这魅力，包括进去的人随时都可以满意而出的那份选择的自由。孙犁先生及其作品，就是这样一本智慧的大书。可惜，因我的愚钝，进去时，既没有进入其神髓，而出来也没有找到应有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