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注资成路径依赖 政府如何“解套”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5年，中国的金融当局将仍不能幸免充当“救火队”的角色。

　　“中国有太多的金融机构等待政府出钱救助了。”一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的官员对本刊说。今年以来，这个成立不到一年的机构异常忙碌。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低成本金融改革的最后机会，再过一年，根据入世协定，中国金融之门将洞开。

　　“最后晚餐”变“流水席”

　　一系列“注资式”救助计划在2005年陆续到来。

　　首当其冲的“大单”是中国工商银行，150亿美金注资后，还将有一系列财政部主导的财务方案出台。据本刊了解，随后中国农业银行也可能开始“大规模”重组、改制以及注资，其注资规模应不小于工商银行。

　　此外，针对广泛分布在中国县域及农村的信用社系统的方案也已确定。报道称，2005年央行将拿出1650亿元左右的资金支持农信社改革，这些资金将以“专项票据”以及“专项借款”的形式给予。

　　另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望享受“注资”待遇。最近报道称，光大银行有可能很快得到中央汇金公司的一笔不菲的注资。

　　这仍非全貌。中国资本市场中大量的证券公司也正在等待央行的救助，这些成立不到10年的证券公司整体上已经“技术破产”。去年年底，央行金融稳定局已拟定问题金融机构个人债务兑付的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央行将出钱为这些金融机构偿还债务。

　　纵观这一系列的“注资”计划，“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中信集团董事蔡重直对本刊说。在去年中行、建行450亿美金“注资”完成之后，市场上听到最多的关于“注资”的说法是“最后的晚餐”。“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的风险要靠商业银行自己解决了。”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曾在450亿美金“注资”后严厉地说。

　　这体现了高层最初对于“注资”的谨慎态度：450亿美金只是一个引子，关键是金融机构要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信用文化等方面寻求质的飞跃，市场能解决的就决不靠政府。

　　但随后，原本谨慎施予的“告别晚餐”开始出现“流水席”的趋势。楼继伟本人也在去年12月2日表示，银行改革要一行一策，“但总是要注资的”。由此，“注资”在2005年逐渐演变为金融改革的“先决条件”。

　　“注资”依赖症候群

　　首先令人担心的是注资形成“路径依赖”，在中国金融改革史上，几乎每次资产划拨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巨大的损失，而这些损失最终又不得不由政府来承担。

　　“在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处置中，央行的救济似乎成了没有成本的、取之不尽的金融资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对本刊说。

　　看似央行为“流水席”埋单，其实所花费的都是百姓的钱。央行增发货币相当于向老百姓收取通货膨胀税；而外汇储备看似离老百姓较远，但外管局用来兑换外币的人民币也来自于央行增发的货币，所以实际上等同于前者。

　　当这些货币投放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有可能造成全社会的通胀压力。事实上在金融理论上，由央行提供救济资金从中长期来看是不审慎的。“从宏观来讲会引发两个问题：隐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及政府公信力下降，并且容易让金融机构产生道德风险。央行要承担准财政的功能，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最终难以为继。”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说。

　　由于确立了“注资”埋单的“路径依赖”，国有金融机构的经理们完全可以利用政策性负担，来解释经营上的失败和追求个人的其它利益。这无疑将助长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事实上，金融当局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就曾指出：“在体制改革(产权结构多元化)之前，不要轻言注资……在现有体制下，仅靠注资不能改变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者的行为；在银行信用基本等于国家信用条件下，注资与否对公众信心影响不大。”

　　但中国金融改革在实践中遭遇了“不注资就无法改制”的困境，这被形象的比喻为，“不扫清屋子就没法请客人”，政府最终不得不进行“注资”。

　　政府如何“解套”

　　那么，“注资”之后如何做就至关重要。国际上主流的做法是，政府在“注资”并接管相关金融机构后，会在它们基本有能力恢复正常经营时，退出相应的股权和资产。

　　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都曾这样做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政府“注资”后，采取一些列积极、严厉的措施对这些金融机构加强监控，有的还设定分阶段的经营目标，这些措施对扭转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取得明显成效。其后，政府退出，恢复其应有的市场地位。

　　但是，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情况，中国金融机构对于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持股比例有着较大的限制，商业银行的外资策略投资者持股总比例为政策规定上限的25%。

　　而海外战略投资人的一般要求是，“确保投资者拥有充分的管理层代表性。”花旗环球金融董事总经理比嘉里对本刊说。

　　这直接影响了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进程。对此，胡祖六建议：中国可借鉴他国经验，参考市场上可比同业指标，以及投资者期望值，为国有金融机构设置一些分阶段指标以及相应奖惩措施。与此同时，还应不断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改进激励机制，引进真正一流的银行人才等。

　　但是，“政府逐步退出才是长久之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建立健康、有效率、有竞争力的银行和金融体系。”胡祖六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