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奥秘

　　女性观察

　　王宏维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一个新变化值得关注，即在今次当选的全国劳模中首次出现了农民工。从这事说起，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提出问题：“难道这也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系吗？”

　　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它涉及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份”(identity)。其实，身份问题在社会上司空见惯。男女是性别身份、财富是经济身份、(行政)级别是政治身份，学历是文化身份，等等。过去几十年里，困扰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取得“城市户口”，这也是划定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有了它就是“城里人”，没有它就是“乡里人”，以致想方设法得到那“城市户口”，或升学、或招工、或参军、或花钱、或托人……

　　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在意他们的“身份”？

　　身份不同，生存状况、发展机遇都不同。以中国通俗的说法就是“身份”不同，“待遇”就不同。十多年前，广州每到高考录取时就要爆发一场口水大战，起因是录取女大学生是否应提高2-4分。主张提分的“理由”是男生大都不善应试，但学习后劲足，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大学更愿意招收男生。当然，这已是早被彻底否决掉的陈年旧话了，而那些所谓的“理由”恰恰就是以性别“身份”来排挤女性。这一记忆犹新的历史，已足以说明“身份”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考生是女性身份，即使考分与男性相同，也有被排挤掉的可能。这就像以往评选全国劳模一样，因为是“农民工”的身份，所以即使与非农民工干得一样出色、甚至更出色，但也因为身份不同而不可参加评选。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劳模的名额和大学录取名额有相似之处，即都是相当有限的，相对于十多亿人的大国，可谓“稀缺资源”。所以，怎样分配这些“稀缺资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将之与身份联系起来，即根据不同的身份决定是否可获取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多寡，就常常成为分配的一个“根据”。反过来说，也许界定身份、使人固定于某种身份，从开始就是为了便于按照“身份”的不同，来确定人们不同的社会等级与社会地位，以便为某些等级和地位的人获得更多资源制造出“根据”来。至于那些人人都想获得的社会“稀缺资源”，无疑是十分宝贵、十分重要的——它包含着种种希望获得的“待遇”，将直接或间接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条件。

　　“身份”的确是太重要了。它关系到人们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并成为决定分配、获取资源的根据，所以将一部分人、一些群体界定或固定为某种低等的、卑微的、边缘化的身份，就可能使处于社会主流地位的那些群体“名正言顺”地对他们进行排斥与剥夺。从这一角度说，“身份”无疑具有消极的意义，是对现代社会公正与权利平等的反动。除了性别，还有诸如种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年龄、性取向等都有可能成为界定“身份”的根据，其后果也就是至今仍不同程度存在的各种社会歧视与排斥现象。相反，现代社会能够冲破传统的束缚，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并得到迅速发展，其原因之一也正是为人们提供了身份改变、流动的可能与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快速发展也验证了这点。

　　女性主义对身份的探讨是逐步展开、逐步深入的。较早期的女性主义研究，注重批判因女性“身份”而遭受的许多歧视与压迫，如女性被剥夺了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受教育权及同工同酬权等，并且力求寻找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普遍性根源。之后，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与批判中，性别身份与种族、民族、阶级、地域等身份不可避免地汇集到了一起，使界定“身份”的多种标准显示出一种清晰的、内在的、相互交错的复杂系统性，女性主义研究也因此有了更加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兴起，以及同性恋与“酷儿”理论的产生，更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女性”作为一种身份界定，其实只具有相对性。以为所有的女性都具有同等的状况和特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虚假的普遍性预设。如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内克·胡克斯就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白人妇女对很多黑人妇女来说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她们曾对黑人妇女行使的种族歧视、权力统治是残忍和灭绝人性的，这与来自男性的压迫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在今天，工作中的黑人妇女的主管、上司、老板往往仍然是白人妇女。所以，主要由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提倡的、亲如姐妹关系的女性主义运动必定会自相矛盾。对此，有的黑人妇女干脆认为这个运动对自己是毫无益处的，也根本无必要加入其中去帮助那些剥削自己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争取解放。这些情况，无论对女性主义实践与理论都是挑战，既发人深省，也让人迷惘。的确，“身份”问题是太复杂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在实际中都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在此情况下某一身份就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当父权制文化还占据统治地位，一个社会成员如果已因女性身份处于不利的地位，她遭受性别歧视和压迫就是必然的。若再加上其他的不利身份，歧视与压迫就将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了。这样看，女性主义研究对因性别而遭受歧视与压迫的根源的探讨，应仍不失其消除性别不公正的价值，而由此对更广泛的社会公正，也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