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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众多城市家长追捧“县一中模式”》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县一中模式”为什么受到城市家长的青睐？奥秘就在于进了这样的中学就像进入一条高考成功的流水线，“县一中”逐渐成了“应试教育”、“高考能校”的代名词。“县一中模式”也确实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试训练方法，包括空间上的封闭式管理(平时学校大门紧闭，学生不允许随便外出)、最大限度地占用学生的时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要上课，很少放假)，当然还有一整套激励学生不断挖掘自己潜力的办法，让学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不断地考试、排名，不断依据名次分班级。一切都是量化的，学生的成绩量化，老师的业绩量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评估照样是量化的，从过去的“专线率”到“本科率”再到“重点率”，高考的分数几乎成了惟一的衡量指标。身在其中的校长也禁不住感叹“我们面前的‘宪法’是高考而不是‘教育法’，高考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
一方面，“县一中模式”代表的重点中学制度本身就是教育不公的标志，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所结出的果实。春节前后，从《中国青年报》大篇幅刊出湖南省教育界五位资深人士遏止教育不公的大声疾呼，到新华社转发“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结果，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与延续”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各地媒体发表关于教育不公问题的批评性报道、文章中，对“重点”中学制度的质疑逐渐多了起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的“重点”中学，以保证其高升学率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加上“重点”中学乘机以各种名目收取高额的“择校费”，优质教育常常成了少数人进行“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特权，更是人为扩大了教育不公，农村学生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日益减少，教育不公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同时也是对人人有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的一种挑战。举世舆论滔滔，连教育部都已出来回应，但尚未对遭到厚非的“重点”中学制度正式表态。
另一方面，“县一中模式”背离了教育的本来目的，与教育法也是背道而驰，我们的教育本应是人的教育，是为了造就人、培育人，不是为了让学生成为考试机器，长期实行这样的教育对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其实，那些“县一中”的校长们也未尝不清楚这种所谓“先成才，再成人”的模式是违反教育规律的，说到底，学生、老师和学校立于不败之地的惟一保证不过是“死拼”，“但是，这样拼的结果培养出来的不是人才而是低能的废才。”我想起爱因斯坦说过的话：“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县一中模式”固然可以成就许多考试能手、分数英雄，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却消磨在题山试海、残酷无情的名次竞争之中。不久前，黑龙江绥阳林业中学一位高三女生迟明就以生命抗争“高三留级制度”，造成了左腿截肢。她所在的这所学校对高三学生实行每月淘汰制，月考排名的最后几名要被劝留级或离开学校，不准在本校报名参加高考，有20多名学生含泪接受了留级。因为月考成绩排名在后，面临留级或劝退的迟明，曾和班上另四名女生计划集体跳教学楼自杀，最后不到19岁的她选择了卧轨自杀。这样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为这种教育模式敲响警钟吗？
在这条通向高校的流水线上，我们看到的是成功者背后的一把辛酸泪，青春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到底该怎样度过？与“县一中模式”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那些曾经的名校，从北师大附中到南开中学，它们实行的是“人的教育”，学生不仅在学校里接受知识，而且有丰富多彩、自由舒畅的课余生活，他们的精神能在这里得到陶冶，他们的身心能在这里感受到愉悦，他们可以充分享受求知的乐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展露自己的才华与个性。南开中学有个著名的“三点半”，就是说下午三点半一到，不允许留在教室里，必须到操场上去活动。可就是在这样一种活跃的、宽松的氛围造就了几代人，李健吾、郑天挺、黄仁宇、钱学森、于光远、张岱年、于浩成、蓝英年……都是从北师大附中走出的，南开中学校友中仅两院院士就有25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再没有比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更重要的了，在“县一中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莘莘学子恰恰就是被过早地扼杀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考试当做了人生的全部意义。时至今日，该是这种教育模式反省并考虑退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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