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从粮食深加工看农业大省在起跳

　　编者按：

　　近些年，有着近一亿人口的农业大省河南，在农业产业化及农副产品加工转化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据了解，目前河南仅粮食加工转化能力已达2700万吨，居全国首位。各类粮食加工企业达2800多家，所生产的面粉、挂面、方便面、速冻食品、味精等粮食深加工产品均为市场占有率的“全国冠军”。在国内市场上，每4袋方便面就有1袋是“河南造”；每10个速冻汤圆中，有6个出自河南；而莲花味精一个厂的国内市场份额就达45%。

　　应该说,河南粮食加工业的迅速崛起，是河南由农业大省迈向农业强省的一个标志性变化，农业的杠杆已开始撬起河南经济的“地球“，这种源自农业的经济增长，将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不竭的动力。

　　粮食深加工领跑全国

　　记者 林嵬 李钧德 张兴军

　　多年来，河南省一届又一届省领导始终在探寻农业大省发展与突破的思路。如何立足省情，把人口众多、农业比重过大的劣势化为优势？从李长春到李克强到现任领导，他们一棒接一棒地围绕农业强省之路做文章，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是一以贯之的。

　　1990年，刚到河南任省长的李长春发现：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来自南方的食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河南人“吃广东粮、喝珠江水”。李长春由此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河南“原字号”的农产品很多，能否把河南的原粮转化成食品，让全国人吃河南粮？不久，河南省委正式提出了“围绕农业上工业，上了工业促农业”的发展思路，把农副产品加工增值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

　　15年过去了，在中原大地的田野上，长出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大树”。到2004年，河南食品工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32%，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河南先后有14种食品获得中国名牌称号，占全省中国名牌总数的60%。而其中的“重头产业”———粮食加工业，已开始领跑全国。

　　把发展的“紧箍”变成产业纽带

　　几年前，豫东一个产粮大乡的党委书记曾向记者诉说这样一个困惑：这些年，来我们乡视察的领导很多，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领导们的态度却不同。中央、省领导看了非常高兴，而市、县领导看了却高兴不起来。

　　这位乡党委书记的困惑集中反映了河南、乃至中部地区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国家要“粮票”，可县、乡的“粮帽子”却越戴越穷；地方、农民想要钞票，可耕地“红线”、粮食安全“红线”又不能突破。1995年以来，河南粮食连续丰收，尤其是近6年，河南的粮食年产量稳定在4000万吨以上，居全国首位，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然而，在粮食生产辉煌的背后，一串串有关“三农”的数字却显得格外沉重。到2004年，河南城镇化率仅为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农村人口的绝对数、所占比例之大，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而农民的收入，也只有沿海发达地区的60%；“三农”问题，一直是河南实现强省富民的最大难题。“粮袋子”仅仅是包袱？能不能转化为财富？近年来，河南快速发展的粮食加工业以及一批靠“吃粮食”起家的农区工业强县的崛起已经给出了答案：“粮袋子”可以变成“粮带子”，可以变成“钱袋子”。从纵向看，“粮带子”从田间可以延伸到餐桌，其间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利润，食品这个“万岁产业”是一个开发不完的金矿。从横向看，粮食加工业是富有带动力的产业，后面紧跟着物流、储藏、包装、销售等，这些产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是连接城乡的一条“金带子”，是把农民带向工业化、城镇化的“传送带”。

　　不久前，记者来到被称为“平原农区工业化样板”的临颖县，看到一个个粮食加工群区崛起于阡陌之中，巨大的厂房中轰轰作响的生产线好像是农区工业化隆隆的脚步声。在南街村，46条方便面生产线开足马力，每天下线方便面400吨；200多辆大卡车组成的运输公司拉来粮食，拉走面粉及各种食品；彩印厂、包装箱厂给南街村、乃至临颍出产的各种食品穿上花花绿绿的“衣裳”，走向全国各地。

　　据了解，南街村从1981年建面粉厂“玩面蛋”起家，目前已成为年销售额10多亿元、拥有员工1.1万人的大型企业集团，居全国食品制造业百强的第十二位;南街村生产的方便面、锅巴、鲜湿面畅销全国，巧克力棒已打入了瑞士、英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如今，在临颍，一提起粮食加工业，当地人会骄傲地把它称之为“面龙”，临颍人给记者算了3笔账。一是转化账。目前临颍县上规模的粮食加工企业达88家，年加工小麦130万吨，是全县小麦总产量的6.5倍，可以消化周边20多个县的余粮。二是增收账。到2004年，全县食品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近5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71%；提供的税收占县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全县农民收入的1/3也来自食品加工业。三是就业账。全县有16万农民在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就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6%，已有4.3万多人由农民变成了市民。仅南街村、龙堂村、北徐庄村3个食品加工集群就在省内外设立销售网点1600多个，吸纳上万名当地就业者。

　　“资源加工型起步、配套式联动发展、链条式延伸增值”，是临颍的粮食加工之路，也是河南省许多粮食加工大县的崛起之路。目前，河南省已有8个县被命名为全国食品强县。

　　近年来，项城市的莲花集团“点粮成金”，使吨小麦加工所产生的利税达520元、粮农增收40多元。由于使用小麦代替玉米生产味精这一世界首创技术，这家企业每年转化小麦100多万吨，将900万亩地上的小麦“吃干榨净”。目前，莲花集团上缴的税收，占项城市财政收入的60%，除带动上百万粮农种植专用小麦外，还让5万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二、三产业。

　　以粮食深加工提升区位和资源优势

　　河南处于中国的腹地，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参与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循环，起跳点应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以来，受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影响，河南许多市县翘首盼望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大规模向中部转移，但这一天迟迟没有到来。去年，河南实际利用外商投资8.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6%，但只相当于沿海地区一个省辖市的引资额。

　　河南省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说，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制约加剧，一部分东部企业要转移到中部。可是真正的产业转移是一种“优中选优”的转移，其核心是利润的最大化。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成熟度非常高，这决定着其加工制造业仍然处在一个发育期，缺的只是劳动力，但劳动力的转移要比产业转移成本小得多。因此，目前东部向中部的转移是一个“长台阶型”的转移，而且越到中下层，台阶就越长。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与其苦苦等待，不如做强优势吸引产业转移，“以凤引凤”。

　　生产膨化食品的福建巧巧集团于2003年在河南临颍县投资办厂，两年来，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50%以上。公司副总经理董启蔚告诉记者，巧巧集团即将投资数千万元在临颍新建一条高档膨化食品生产线，而且，集团公司已决定，将总部由福建泉州迁到临颍。而在此之前，另一家福建食品企业──盼盼集团除了在临颍兴建加工厂外，还将全国销售总部设在了临颍。

　　董启蔚说：“集团把总部迁到临颍主要看中了这里优越的资源、区位环境。一是这里已形成原辅材料加工集群，无论是主料面粉、淀粉，还是辅料包装袋、纸箱，均有企业配套。二是中原四通八达，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产品从这里启运，物流流程最经济。”临颍县招商局副局长告诉记者，临颍目前已吸引福源、亲亲、南方、联泰、巧巧等20家外省食品企业，这些企业去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

　　据河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4年河南省食品业固定投资较上年增加70%，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省外资金投资河南食品工业形成热潮。目前已有美国杜邦集团、台湾统一集团、台湾康师傅集团、河北华龙集团、河北五得利集团等国内外大型粮食食品加工企业落户中原。

　　农业长入工业：粮食产业正由大变强

　　今年1月，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广智兴奋地向外界宣布：“河南去年秋天播种的3100多万亩优质小麦，已有一半‘未产先销’，河南的优质麦已成为市场的‘香饽饽’。2004年，河南农民种植的优质小麦比普通小麦亩均增收52元，共为农民增收14亿元。”

　　河南是全国第一大粮食主产省，小麦播种面积始终保持在7200万亩以上，但粮食产业大而不强，一直是一个令粮区的干部群众苦恼的问题。1997年以后，随着粮食连年丰收，河南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粮食“卖难”。最严重的时候，河南小麦库存达到2500万吨，占全国小麦年产量的1/4，出现了“卖不掉、装不下”的局面。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天财分析持续6年的“卖难”时说，当时小麦出现的“过剩”是低水平、结构性“过剩”。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为了解决温饱，我国小麦生产、科研一直在高产上做文章，虽然产量上去了，但由于忽视品质改良，只能大量生产通用的中筋小麦品种，很少生产强筋麦、弱筋麦，对专用麦基本没有开发。在面粉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小麦专用粉的品种达六七十种之多，美国更是高达100多种，市场上所有的面食制品都有相应的专用粉，专用粉产量占面粉总产量的95％。而当时我国专用面粉只有十几种，产量仅占面粉产量的5％。

　　粮食“卖难”出现后，一度沉寂的甩“粮包袱”的声音又开始出现，许多地方大力“压粮扩经”，建“无粮村、无粮乡”的口号声四起。但是，河南省的决策者并未被一时的“卖难”遮住眼，而是提出了实施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不做粮经面积“加减法”，用工业的理念抓农业，大力优化粮食品质结构，把河南建成全国优质小麦生产、加工基地的战略构想。

　　李克强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曾说：“从市场对农产品的要求讲，它要求农产品要有质量的要求，要有标准的要求，要有加工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考虑，把田间地头作为农产品的最终消费品的第一道生产环节，用工业的理念来进行生产和经营，它才可能最终变成现代市场所需要的农产品。”

　　市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粮食，怎样让农民种出符合市场标准的粮食？河南优质小麦的发源地新乡，先后从全国引入了20多个优质小麦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并把样品送到用粮企业进行品质检验，让最了解市场需求的用粮企业作“主裁判”，最终筛选出了两个当家品种。接着，为保证优质专用小麦的纯度，新乡建起8万亩种子基地，向农民统一供种。

　　有了好种子，能不能种出好麦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种植行为。为此，新乡组织大量专家、科技人员进行小麦栽培技术攻关。总结出简单易学的优质麦栽培技术。我国小麦种植长期以来都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混种比较普遍。新乡市按照优质麦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要求，实行同一品种的区域规模化种植。凡是种植优质麦的农户，村里全部造册登记，统一供种、播种、机收、储藏。新乡市委书记连维良深有感触地说：“目前，新乡有两大全国知名品牌，一个是新飞，另一个是新乡优质麦。新乡优质麦的发展过程实际是一个用工业理念组织生产，与工业对接，最终长入工业的过程。”

　　据了解，目前河南70%的优质小麦实现了连片种植，30万亩以上的优质小麦生产县达40多个。小麦的“郑州价格”已成为世界粮食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考价格之一。与此同时，自2002年起，河南小麦开始走出国门，实现了“破冰之旅”，这标志着河南小麦的加工品质已被世界认可。

　　速冻食品：产业化链条在延伸

　　记者 林嵬 张兴军 李钧德

　　1990年，当时的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陈泽民成功地研制出了速冻汤圆。随后，他骑着三轮车四处推销，竟很受市场欢迎。这种“提篮小卖”的经历让陈泽民发现了家用冰箱普及后所蕴藏的巨大速冻食品商机。1992年5月，他辞职下海，靠1.5万元起步资金创办了“三全食品厂”。

　　此后13年间，河南速冻食品产业“神话般崛起”。目前已发展成为由“三全”、“思念”、“科迪”三大巨头领军、拥有60多家规模企业的产销集群，产品种类达300多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并开始向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年产值近40亿元。全国目前共有5家速冻食品名牌企业，其中3家出自河南；全国速冻食品共有7个名牌产品，河南占了5个，河南因此也有了“速冻食品王国”的美誉。

　　不断寻找粮食的最大“市场乘数”

　　2004年下半年，同处郑州的国内两大速冻食品巨头“思念”和“三全”先后宣布，他们将投巨资进军快餐市场，以“中式快餐“同“洋快餐”竞争。2004年11月，以“思念”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第一家“一江两岸”中式快餐店在上海市徐家汇开张；2005年2月，“三全”公司的第一家“有知有味”快餐店在郑州开业。面对“中式快餐”这一巨大的市场蛋糕，两大速冻巨头雄心勃勃。“思念”公司计划5年内开设400家连锁站，而“三全”公司则宣布，用10年时间，在全国陆续开800～1000家快餐店。

　　1斤小麦能卖多少钱？目前市场价是7毛多，而一旦变成了面粉，就可以卖到1元钱，变成方便面专用粉可以卖到1.4元，而变成速冻手工面、刀削面，可以卖到4元～5元，而进到快餐店变成热气腾腾的包子、牛肉面，小麦的身价还将翻倍。由龙头企业引领的“原粮变快餐”之路，无疑将为河南省的粮食加工增值之路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泽民说，目前“三全”每年的面粉和糯米粉用量为4万吨，根据测算，当快餐店数量达到1000家时，所消化的原材料将相当于新增加一个“三全”的消耗量，这等于再造了一个“三全”。

　　从小小汤圆做起，一路滚到资本、技术密集的快餐业里，“三全”和“思念”等速冻企业快速成长的法宝就是不断寻找粮食的最大“市场乘数”，反复拉长产业链条。在创业之后的前四年里，“三全”只有一个品种———汤圆，虽然汤圆品种开发了十几个，他们也努力把这个“节日食品”做成“日常食品”，但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销售高峰过后，汤圆进入淡季。这种由高峰到淡季的转变速度太快，造成速冻企业设备闲置。因此，河南速冻企业一直在寻找能与汤圆有互补性的拳头产品来填补这一阶段性销售空白。

　　粽子是一种传统食品，主要在端午节前后销售，与汤圆的销售旺季正好互补，而且粽子消费正由端午节向日常延伸，因此，粽子具有成为速冻产品中一个独立品种的基础。1996年，中国第一个速冻粽子在“三全”公司诞生，逐渐成为速冻食品业继汤圆之后又一支柱性产品。有了从“汤圆到粽子”的启示，河南速冻食品开始大规模地扩展产品种类。陈泽民说：“目前，河南的大型速冻企业每家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比如‘三全’的汤圆、‘思念’的水饺、‘云鹤’的刀削面，‘胖哥’的芝麻球，‘笑脸’的面点等。这不仅满足了市场需要，也使整个行业总量得到了提升。”“三全”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黄忠民说，近年来，公司开发新产品300多项，转化率达90％，新产品的利润率达30％以上。

　　1997年，陈伟模仿“三全食品厂”，在同一条街上开办了“思念食品厂”。8年后，“思念”的产值超过10亿元。对“思念”的迅速崛起，管理层认为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则对这三大优势有一个很好的注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多方便快捷的食品，速冻食品可谓应运而生，而这个市场先机又恰恰被河南企业抓住了；河南的速冻食品业能领跑全国，与河南资源优势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小麦、优质畜生产和加工基地，优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为大规模发展速冻食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也给发展速冻食品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证。

　　与餐桌“精准对接”

　　“红高粱挑战麦当劳”，“荣华鸡大战肯德基”，曾一度让国人兴奋，可“中式快餐”对“洋快餐”的叫板经历短暂喧嚣后很快归于沉寂，速冻巨头能带领河南食品加工业最终走上快餐餐桌吗？

　　事实上，早在2001年，“三全”公司就已经在勾画其进军中式快餐业的宏图了。“三全”公司董事长陈泽民撰写了《速冻技术让传统食品腿变长》一文，对洋快餐和中国传统食品进行了见解独到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传统食品正面临以“麦当劳”、“肯德基”等为代表的国外快餐的巨大冲击。面对洋快餐的大举推进，中国必须走烹饪工业化的道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按照标准化要求，大规模生产合理配置的中式快餐食品，以及中西结合的配套快餐，让加热即食的方便食品逐步成为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陈泽民特别指出，烹饪工业化和传统食品产业化的前提是速冻业的发展。只有加快速冻业的成长步伐，传统的中国食品才能打破时令、季节、区域等自然因素的固有限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食品具有营养丰富、品种多样等优点，而洋食品比较简单，如果把这一块搞好了，我们完全可以在市场上制胜”。展望中式快餐业的前景时，陈泽民充满信心地说，“以前我们只是把产品送到消费者的厨房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把精美的食品摆到了餐桌上，这等于把速冻食品的链条又向前拉伸了一步。这样我们就能实现自己消耗自己的产品，同时也可以增加现金流量”。

　　“传统中餐的后厨主要靠厨师，厨师一换，饭菜口味跟着变，顾客也就跑了。而现在，顾客到我们任何一个快餐店吃到的都是同一口味、一样规格的食品。”据“思念”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的新型中式快餐店没有后厨，生产厂就是一个中央厨房，他们是通过工业化生产实现产品标准化，比如原料、调料添加时是1克就只能加1克，不可能像传统中餐操作时那样粗放和随意。中央厨房生产出成品或半成品，通过公司物流体系配送到各店，经简单加热或加工即可食用，符合顾客干净、快捷、标准的需求。黄忠民说：“中式食品工业化生产后，一切都要用数字来说话，比如菜叶长短、肉的解冻时间，包括烹饪时的油温等都要有统一的量化标准。”

　　“中国人的舌头还是最喜欢中式食品，可过去中式快餐在标准化经营中老是走样。速冻食品业巨头的介入，可能使中式快餐由此破题。”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副会长、连锁经营委员会主任何宏剑说，标准化和配送网络一直是中式快餐的两大软肋，河南省速冻巨头发展成熟，其工业化生产很容易实现产品标准化，同时依托原有设备配送快餐制品，还会使物流网络进一步成熟。据了解，“三全”公司的每个新产品都能够在一周之内送到各地，这显然为其开办中式快餐连锁店提供了发达的物流保证。

　　产业链与农民越拉越近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河南省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说，农业产业化，核心是让处于产业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分享到整个产业的平均利润，最终是否成功，应以农民参与度为标尺。一位学者也指出，食品加工的产业链如果仅是企业与市场的循环，农民不能进入其中，整个产业将是一个“独脚产业”，行而不远。记者在采访中欣喜地发现，冻速产业的巨头们，正在把农业作为自己的“第一车间”。

　　据“三全”公司采购部经理朱文丽介绍，公司现已在郑州郊区发展了几千亩蔬菜基地，同时还和驻马店、南阳、中牟地区的农户发展了芝麻、花生的订单生产，带动30多万农民从事标准化种植。陈泽民说：“速冻食品所用的肉、蛋、面粉、蔬菜等原料都是从农民那里来的，但一旦和企业建立起了关系，这些农民就不再是简单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而是根据企业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

　　陈泽民举例说，农民以前种传统的玉米，每亩地每季只能挣200元，后来根据公司要求，改种美国甜玉米，一亩地至少赚1000元。而“思念”公司目前年加工转化粮食2.2万吨，其中糯米粉9000吨、面粉1.3万吨，还转化菜1万吨、芝麻、花生、油各800吨、肉8400吨，带动20多万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

　　在“三全”的生产车间里，记者曾看到3000多名工人同时在包饺子的场面，数不清的白色饺子、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十分壮观。

　　“国外的速冻食品企业，不可能雇几万名工人包饺子。台湾的速冻水饺、元宵全都是机器做的，做出来的产品，口感没有我们的好，外形没有我们的光，成本还比我们的高。”陈泽民说，“在工业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手工制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越是出口产品，人家越是要求手工制作”。

　　河南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崛起，拉近了农民与产业的距离，也给千千万万农民带来了就业与致富的机会，仅速冻食品加工业，就直接提供1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些“产业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在速冻食品企业打工，人均年收入可达6000元左右。

　　“工厂农业”造就新型农民

　　记者 林嵬 李钧德 张兴军

　　河南省延津县通过培育麦业龙头公司将“工厂模式”引入小麦生产，靠机制创新提升小麦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与此同时，“工厂农业”也造就了一批具有浓厚市场经济意识的新型粮农。

　　“工厂模式”引入小麦生产

　　“农田车间化、粮农工人化”，这是河南省延津县小麦生产中出现的新现象。

　　如今在延津，许多粮农已渐渐告别传统生产模式，变“自产自销”为“给公司种麦”。延津县委书记高历行说：“我国小麦产业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在组织形式上，是一家一户的分散小生产；在管理模式上，生产、流通、加工环节分属不同部门，相互割裂；从产业结构上看，小麦产业链特别长，从‘田头到餐桌’之路要比其他农产品漫长得多，而各环节之间的关系靠政府协调，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为了破解难题，延津按市场法则进行机制创新，政府由主导变引导，培育龙头企业握住了小麦产业的“指挥棒”。2000年，延津县依托县粮食局及下属乡镇粮管所组建“河南金粒麦业公司”。2002年，又由金粒公司作发起人，吸收县内外410个村的422位“小麦能手”为中心会员，成立了金粒小麦协会，形成了“公司＋协会＋农民”的模式，通过企业化运作，对小麦产业各环节、要素进行系统整合。

　　榆林乡粮管所所长郑南武说：“如果把金粒公司比成工厂，那么协会就是车间。在车间里，农民只需要做好产品就行，其他环节，由公司和协会负责。”

　　金粒小麦协会娄庄村中心会员娄永生介绍了他的工作流程：“种麦前，我先通知农民签订单，然后到乡粮管所把麦种拉回来，赊给群众。种麦时，由我统一组织机耕、机播。进入管理期，我用广播提醒农民该注意啥，还请公司的专家现场指导。我还请来县土肥站专家测土化验，用啥肥、用啥药，我替群众把关。麦收后，由我组织车辆上群众家收购。由于管理科学，村里优质麦亩产追上了普通麦的亩产。”

　　娄永生深有感触地说：“村里优质麦生产经历过政府推广、粮管所推广、公司推广三个阶段。第一次乡政府压着种，第二次是乡粮管所号召种，由于服务跟不上，都失败了；金粒公司一推就成，关键是办法新。”

　　品牌是市场营销的关键。2001年，金粒公司注册了“金粒”小麦原粮商标，变产品经营为品牌经营，与国内100多家面粉加工厂建立业务关系，许多企业宁愿每公斤高于市场价两分钱，也要买“金粒麦”。据了解，目前金粒公司已带动10万农户种优质麦。

　　农民分得“产业化”红利

　　前不久，记者在延津县司寨乡李楼村采访时，看到村委会办公室门前贴出一张大红喜报，喜报的抬头写着“小麦利润二次分配表”。农民们排队领钱，个个喜气洋洋。原来，这是延津县金粒麦业公司将出售小麦的部分盈利拿出来，向农民进行“二次分配”。

　　李楼村种粮大户董修宁一次获返利244元，他高兴地说：“以前粮食一卖给粮管所，市场价高价低就跟农民无关了。如今，农民卖了粮食，还能获得粮价上涨的好处。”

　　延津县粮食局局长、金粒公司董事长李培富说，在探索小麦产业振兴之路中，延津县认识到，要想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就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分享到销售、加工等后续环节的利润。为此，公司决定，凡交售“订单麦”的农民，每公斤返利三分钱，并将建立固定的利润“二次分配”机制。

　　金粒公司副总经理程好民说，从表面上看，“二次分配”让公司减少了利润，但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农民收益高，就会多种粮、种好粮，企业也收到了粮源稳、产品质量好的效果，进而能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利润。

　　“一卖一买”换角色

　　记者在延津县采访发现，由于种优质麦收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种“口粮麦”，而是把地全部种成优质麦。他们卖了优质麦，再花钱买面粉吃，由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变成为“销售”而生产，“一卖一买”间完成“角色转换”，成为专业粮农。

　　榆林乡东娄村农民娄继林说：“我家总共9亩地，以前是一半优质麦一半普通麦。去年一算账，种优质麦每亩多收入30多块钱，就把全部地都种成了优质麦。”据村干部介绍说，全村已有30％的农民买面粉吃，成为“纯优质麦户”。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郭天财说，长期以来，农民生产粮食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供自己吃，二是抵顶农业税费。一位河南农民曾写过一副对联：“粮食跌价我不卖，化肥涨价我不买”，横批是“够吃拉倒”，反映了大部分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态度。在世界其他小麦主产国，小麦商品化率为80％，而我国只有不到40％。

　　一些农业专家指出，农村改革20多年来，我国许多粮区在粮食生产领域，始终没建立起一套商品化生产机制，没有一支专业生产“商品粮”的队伍。在这种结构下，农民很难按市场的要求，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延津农民不吃“自家麦”，实际上是对旧有生产模式的突破。

　　记者采访了一些农户，发现为了生产出合格的“商品麦”，农民在每个种麦环节上都精益求精。榆林乡姚庄村农民姚广月说：“小麦从种到收，有20多道工序，哪一道把不准，优质麦就可能变成普通麦。除了大的环节上按规程生产外，我们对细节也很看重。优质麦怕混，每次播种前，群众都要把耧空转几圈，把杂麦麦种‘转’出来。晒麦时，怕晚上露水打，增加小麦水分，群众都是白天晒晚上收。”

　　延津县委书记高历行说，农民能把标准化生产变成自觉行动，关键是延津通过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小麦的市场竞争力，形成了“赚钱效应”。

　　延津农民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既增强了市场经济意识，也大大提高了科学种粮的技能和积极性;不但自身素质得以提升，还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真可谓一举多得。（专题策划：张寒汤延涓/ 编辑：汤延涓）（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