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沉浮——二战催生联合国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决定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同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针对联合国过去60年来的主要成就、面临的改革和今后的挑战等问题，本报记者于4月15日在联合国总部大厦采访了联合国副秘书长沙西·沙洛尔。

　　“全球治理”思想的体现

　　问：您能否就二战结束前后有关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和过程向我们的读者做一个简要介绍？

　　答：联合国成立之初，除了战争和冲突外，整个世界可以说是一片茫然。在短短的25年里，全球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前半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人民甚至连对政治感兴趣的权力都没有。可是，世界政治却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恐慌一个接着一个。到1945年，整个世界面临着由战争、法西斯、种族屠杀，以及核弹带来的种种悲剧。若让此情任其发展，人类的未来非常暗淡。所以，1945年前后，一群卓有远见的领导人决心让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不同于头50年。

　　他们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除非更谨慎地管理其事务，否则，整个人类将在劫难逃。因此，各国一起制定了共同法则来规范各自行为、建立机构合作管理共同事务。这就是“全球治理”思想的起源———促进国际合作，加强对话交流，制定可行适用的普遍法则，造福全人类。

　　大厦的基石，即维护和平、追求自由繁荣，也是联合国的目的和宗旨。我们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相互间不再互视为恐惧和怀疑的对象，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通过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互利互惠。

　　300多项协定维护国际安全

　　问：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的成就有哪些？

　　答：联合国已经执行了170多个结束地区冲突的维和行动。过去15年间，我们化解的内战冲突比以往两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联合国发挥了领导作用，给冲突双方创造和谈机会、提供战略协调、协助实施和平协议。

　　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我们就于1948年向中东和印巴边境派遣了维和部队。之后在冷战时期，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就常被用来解决成员国之间冲突的手段。

　　现在，本着合作精神，联合国安理会组建了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去解决发生于一国之内的武装冲突，而且加入了越来越多的非军事成分，以确保和平的长久。现在，联合国正在执行17个维和行动，参与军人总数达到7万人。维和内容更包括帮助举行选举、宪政改革、解除武装、构建政府框架等新内容。

　　此外，我们达成了300多项国际协议，为减少主权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构建了框架。我们在90多个国家协助监督、组织和举行选举，包括最近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富汗。联合国向全世界数百万人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援。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

　　文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问：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然看到世界各地那么多的冲突和暴力？

　　答：各种冲突原因多种多样，有区域的，有一国内部的。我们正在加强广泛的、预防性努力，以解决冲突的各种根源，从扶贫到可持续性发展，从增强各国控制冲突的能力到加强民主和法制，从遏制小型武器和激光武器的扩散，到指导各种预防性活动，比如使用好的办公条件、派遣安理会使团、各种预防性的维和军事部署。

　　现在，我们每年由于战争而伤亡的人数比上个世纪任何时候都少。2002年，约有2.5万人死于武装冲突。这只是上世纪90年代每年死于战争人数的十分之一。即使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种人数减少的趋势也没有发生逆转。战争死亡人数的减少有着两个基本原因：新爆发的战争在减少，旧有的战争在结束。在非洲，情况尤是如此。

　　虽然当战争结束时，联合国可为其在阻止冲突和提供维和人员上的成功引以为傲，但安南秘书长已恰当地指出，联合国机构在制度上也存在着漏洞：没有一个联合国体制中的机构负责对付挑战，帮助一些国家从战争过渡至持久性和平。因此，秘书长已向成员国提议，他们应成立一个政府间和平建设委员会，以及在联合国秘书处内建立一个和平建设支持办公室，以达到这一目的。

　　问：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亨廷顿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文明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人们的确经常使用文明冲突这种解释，无视由更平常的紧张引发的冲突。紧张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全球化的结果所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尚未将好处带给数百万急需帮助的人，以及因为人们未认真对待教育或至少帮助人们忘却偏狭。将2001年命名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这一决定，显示了联合国各成员国确保亨廷顿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所谓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将不会变成现实的决心。

　　我们应牢记的一点是，联合国本身是由对话战胜不和，多样性是普遍性优点，以及世界各地人的共同点要远大于他们分歧点这种信仰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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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联到联合国

　　国际联盟是一战后建立的一个国际性机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国际联盟的发起人，他在其“十四点”和平原则中，首先提到了国际联盟问题，企图以“维护和平”为幌子，利用国际联盟来控制别国。巴黎和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其列为《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国际联盟正式成立，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为英法两国控制。德国于战后1926年加入，1933年退出。日本和意大利虽然均为永久会员，却分别于1932年及1937年退出。苏联于1934年加入，因入侵芬兰而于1939年12月14日遭开除会籍。

　　国联是联合国前身。联合国继承了国联的一些机构、资产和国际条约。但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从国联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扬长避短，以免重蹈其覆辙。事实上，联合国宪章更为现实可行，对成员国提出更为具体的权利和责任，更具包容性，比如让各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几大强权。

　　20世纪20年代，国联成功地解决一些小纷争。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的两大强权美国和德国都不在国联里。因此，国联对于它们的行为无法约束和影响，无力阻止国际侵略事件，如1930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可以说，国联的消亡是因为它已经脱离当时的地缘政治，与现实脱节。相比之下，现在全球各国都是联合国成员，包括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新近独立的国家，都将加入联合国当作新政府的第一要务，将其在联合国的席位，看作是对其地位的确认。即使是长期坚持中立的瑞士，也在2002年全民公决后，决定加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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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该如何加强权威性

　　记者：改革是联合国进入新千年的头等大事。安南秘书长在他的最新报告“大自由”中，提出发展、安全、人权和联合国改革四大任务。我们相信，改革攸关联合国的生死存亡。问题是增加安理会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后，联合国如何能继续保证其权威性和效率？

　　沙洛尔：各个成员国都同意，联合国基本机构必须充分适合当今世界现实。问题是如何去做，安南秘书长在新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高效世界组织，应对外开放并对各成员国政府负责，致力于推动发展、安全和人权事业。

　　他提议对联合国所有主要跨政府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包括扩大安理会，它必须更广泛地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社会以及当今地缘政治现实。这也将会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和权威性。

　　记者：一战带来了国联，二战带来了联合国。现在，联合国该如何避免由文明的冲突和经济社会利益的冲突可能造成的泡沫化、边缘化、甚至解体？

　　沙洛尔：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我认为与国联这种对比完全不恰当。可是，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重组这种国际性机构包括联合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各成员国应采纳秘书长的建议，包括在他的“更大的自由”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将确保联合国在未来60年里继续发挥效力。

　　联合国的权威一直不时遭到不同国家与不同国家集团的挑战。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实体，因此，这些挑战是国际治理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部分。但我不同意联合国权威已下降的看法。联合国继续提供合法性，而这是任何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特殊联盟无法为自身召集的。

　　在对伊拉克动武时，美国在联合国外采取行动。但美国在伊拉克的行为是美国不重视联合国的一个迹象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它就求助于安理会，寻求国际社会对其占领的祝福。2003年5月，安理会一致通过1483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一个特别代表，以帮助伊拉克人民采取独立行动并与临时权力机构合作。2003年8月，它通过了1500号决议，赋予联合国在战后伊拉克重建中承担重要任务。

　　美国对安理会这些决议的服从，是华盛顿承认(用安南秘书长的话说)没有任何机构可取代由联合国提供的这种独特合法的机构。

　　但无论伊拉克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也不要忘记如下一点，即联合国的重要性并不局限在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集团。当伊拉克危机过去后，整个世界将依旧会面临无数“没有通行证的问题”(安南秘书长语)，这些问题跨越各种边界，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我们共同环境的恶化、传染病以及贫民慢慢饿死、人权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所有国家。我相信我们成员国能够团结起来对付它们。（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