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一

　　我的母亲是位医生。1963年，母亲二十四岁时生我，所以，我与母亲属相相同，都是兔子。早前，听父亲说起，母亲怀我那阵，她在哈尔滨铁路总医院工作；大冬天里，母亲下班回家，时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研究生的父亲，在去接她的路上，经常看到母亲，挺着个大肚子，独自在雪地上行走，一不小心便象个圆皮球，滑倒在路旁。或许，这正是母亲早产生我的原因。

　　降生这个世界四十天，我被母亲用衣褥千包万裹着，从天寒地冻的松花江岸，送到黄浦江畔祖母家赡养。当母亲怀抱我，经过三天四夜火车的长途跋涉，抵达祖母家居的弄堂，由于南北方温差，天气转暖的缘故，包裹我的衣褥，已与我的皮肤紧紧粘在一起。第一次看到她的长孙，老祖母又惊又喜，再瞧见我衣褥连体的景况，当下就呆住了；立在一旁的母亲，顿然也手足无措。老祖母不敢亲手剥脱，浆糊一样贴着我肌体的衣褥，生怕撕伤我的皮肤，还是邻里的姑嫂们，把我合衣浸泡在温水盆中，一点一点地将衣布同我的肌肤分开。直到我一身清净，最终躺进老祖母怀俯，迈动一双三寸小脚的老祖母，接过养育我的责任，老祖母的庭院，成为我的家园。此后，我的童年早期，似乎再无与母亲同处的印记，自幼也没喝过母乳；唯一的印象，是母亲每月都会邮寄养我的钱，春节回上海过年，还要从哈尔滨，背来一大面袋白糖，留给我食用。

　　我六岁那年，母亲随父从大东北，调到大西北一家军用飞机研究所工作。母亲前往新单位报道前，先回上海探亲，并接了我，和她同去那个深藏陕北山沟的新工作地，一住就是大半年。其时，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先行报到的父亲，已去了山东农场锻炼，母亲被分在研究所医院工作。不知怎么，新工作刚开始，母亲就站错了队，她所属的一派，成为挨整一方；这期间，母亲每天都要开会，回家既晚，心情又不好。当然，对那段生活记忆最鲜活的，莫过于观赏母亲参与的医院舞蹈队，大跳忠字舞，以及全体医院职员，配乐合唱电影《英雄儿女》插曲。我很喜欢电影《英雄儿女》，觉得母亲她们的表演，实如电影一样情真意切，十分壮烈。

　　母亲秉性刚烈，本人是个相当能干的医生。当时，研究所条件简朴，我同母亲，先是住在一座土窑洞里，后来才搬至一间砖瓦平房。那阵子，我与母亲关系很生疏，从不叫她“妈妈”，有事则以“哎”称呼。还有，因为母亲是外婆的独女，自幼由两个奶妈伺候，不懂做家务，更不会烧饭。到了那个一贫如洗的偏僻山沟，父亲又不在，母亲别无它法，唯有从生火学起。记得母亲首次学习生火，还是带了一个笔记本，将别人教她的生炉子注意事项，从开始至末尾，逐项记录，回家后再照猫画虎。不管怎么讲，那个年岁的生活很简单，母亲能做给我吃的，只有大米稀饭炒鸡蛋，再就是藕粉。好在这些也是我素喜进餐的食物，加之，偶尔我会潜进邻居叔叔阿姨家，分享一些人家的菜馔，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我和她极少啰嗦，最不爱听她教训，但又有点怕她，便采取逃避策略，尽量把时间消磨户外，回家只是吃饭睡觉。即使人在家室，我也不言不语，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她不言语，我连屁也没有一个，乐得清闲。

　　不过，那一年的生活，至今忘不了的事情，是母亲决定我提前进小学。入学考试很简单，要求孩子书写自己和家人名字之类；未曾想我考试没通过，小学没念成，这可让生性好强的母亲脸面无光。母亲痛打我一顿，之后又强迫我，每日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背不出还得挨打。那阵，我将母亲恨之入骨，及至翌年，我将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母亲方才满心欢喜地通过关系，把我直接插入二年级就读，使得我无缘学习汉语拼音。补上汉语拼音课，还是后来妹妹上小学一年级时，在家教会我的。

　　童年时代，我与母亲相处很不正常，母亲教子太严，我在感情上，和她过分疏远。我不认她的帐，她除了责骂我，也很少温馨，母子之间的沟痕非常明显。

　　在陕北山沟居住不久，父母又调迁位于西安远郊终南山脚，该家军机研究所的分部工作，总算离城市近了一些，母亲的情绪有所进步。然而，母亲于此年间，接连生养了妹妹和弟弟，自是乏力额外关照我，我则思念老祖母，于是，父母将我送返上海，再同老祖母相守，安度童年。

　　二

　　重见母亲，我已步入少年。十一岁那年，我在上海念完小学，由于户口不在当地，无法读中学，只能回到父母居住地，继续求学。临行前，老祖母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了，见到你母亲，一定要叫妈。我答道：记得了。

　　和老祖母道别，千折百回，不必尽述。但再见母亲，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八月正午。记得从上海坐火车，抵达西安那天，内心颇为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在西安火车站，被母亲的同事接上，搭乘一辆父母单位的小车，离城南行三十八公里，到达父母工作的研究所住地大院。从车上下来，顺着一道石阶上坡，行至家居的那座三层高砖砌的家属楼，走进家门时，身穿一件白衬衣的母亲，正给一位登门就诊的病人看病，“王大夫，你儿子回来了”，听闻邻居的话声，母亲放下手中的听诊器，转身面朝我，一脸笑容，“妈”，我尽量大声地叫道。

　　从这天起，直到中学毕业，母亲的家，成了我的家。父母工作的研究所住地，依山傍水兴建，面朝关中平原，研究所院墙外，皆是乡村农田。研究所里的数百名员工，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又以知识分子为主，文革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占了职员人数的一半以上。研究所占地面积不大，院子里的孩子却不少，但与我年龄相仿的大孩子，则屈指可数。我来到的那年，研究所已开办所内幼儿园，不过尚无自己的学校。为此，母亲只能送我，去到附近一家兵器工业部工厂子弟中学借读。这家兵工厂，坐落在研究所住地隔邻的山粱里，每日上学下学，单程步行大约三十分钟。

　　正象我抵家之日，父亲在外地出差搞科研，我对中学年代的印记，仍以读书为主。那个地方，虽说交通闭塞，每天只有两趟进城的公共汽车，加之人烟稀少，周边全无商业，然而，那里却是一片山明水秀的乡野，滋养我易梦善感的少年心灵。居家四年中，父亲似乎永远都在出差，母亲则永远都在户外奔忙。母亲本行内科，为人治病不分昼夜，作为研究所唯一一位专业医生，她接生、打针、门诊、临床，五花八门什么都做。

　　母亲精力旺盛，在研究所内大名鼎鼎，她又是个极尽职责的医生，时常被人半夜唤醒，为病人看诊。印象中，母亲一般不吃早饭，夜眠往往仅有数小时，整个研究所里，她是第一号女强人。尽管如此，纵然母亲业务能力极强，自身表现积极向上，却永远入不了党，个中原因在于母亲脾性耿直，自认对的轻易不转弯，跟所长、政委都敢顶撞。母亲入党成真，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举家搬迁广东之时，面对自己将要被迫改行的工作前景，临别那个生活十六年的航空研究所，母亲毫不含糊地要求所领导给一张党票，作为她倾心贡献一生最珍贵岁月的补偿。母亲的坚定不移，最终令她跨进她那代人，孜孜以求半辈子的共产党门槛。想起母亲的苦斗精神，我常为她感惜。

　　少年时代里，我同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极少，母子俩的关系不尽和谐。一方面，母亲热衷在外夸赞我，使我被邻居树为教育子女的楷模；另一方面，母亲却很少在家与我欢笑。母亲望子成龙心切，觉得我必须随时前进，她的职责，就是督促严教，如此，忽略了母子之间，正常的亲情与温暖。在这方面，母亲一点也不聪明，虽然她给了我，物质上她能给予的，比如每趟进城，母亲都会带我上馆子开洋荤，所有好的衣服什物，她也凭力充分供应，但是，母亲过多付诸事业工作，不自觉地漠视了，孩子对母爱的正常需求。

　　还记得，母亲一直希望返乡上海，但十数年无法全梦。母亲是个医生，天性中秉存艺术禀赋，母亲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却因性格自强，在政治上履遭冲击。对自己的命运无力左右，母亲唯将深心希望，加倍寄托儿女身上，对这一点，我充分理解。母亲很象她那代人的缩影，付出太多，酬报太少，加之她们的生命，耗损地无昼无夜，青春的岁月不曾美好，人到中年季节，甚至没有伤心和悲哀的时间。

　　我极少看到母亲哭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1年夏季，母亲敬爱的生母在上海病逝，对于身为家中独女的母亲而言，这是继年前外祖父死后的又一重大打击。当时，母亲渴望去上海给外祖母送葬，但她的这一央求，却被研究所领导，以政治理由拒绝。那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目睹母亲，在大庭广众下嚎啕痛哭，那种撕心裂肺的悲音，我永难忘记。

　　正是那个年代的严酷，冰结了母亲真诚的平和天性，并使母亲的善良，变得凉瑟，除去自己的儿女，漫漫国土上，咸有值得信赖的人。

　　三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大学，又与母亲千里相隔。正真亲近母亲，还是当我长大成人，也缘于时事境迁，母子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正常。其实，母亲十分疼爱我；而且，母亲还有许多出众的优点，象对子女的个人事宜，母亲表现得相当民主，一般不轻易干涉。

　　第三次同母亲生活一处，是在深圳的四年。1985年，当全家搬往深圳时，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在秦岭山川，一家大型军工厂工作，不能随父母南迁。为此，母亲初到深圳新地，即刻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为我的调动操碎了心。时值广东夏天，岭南酷暑让人生畏，但年近半百的母亲，却不屈不挠；为了我的户口指标，能于我的工作单位，同意放我前，继续保留深圳人事局，母亲时常在下班后，踏着自行车，从城的这头，骑到城的那头，利用她的针灸绝技，上门给当权者家人义务看病。直到翌年，我所在工厂终于放人，亲眼见到我在身边，母亲才松下一口气。

　　人在广东年间，一如我的习惯，室外疯狂的时辰，远较居家为多。经常母亲见我回家，都当我困难的日子，或是弹尽粮绝了，或是生不如意了。母亲一般不刨根究底，也不大责难我的是非，而是见到我就很开心。其实，母亲对我的行踪，颇为了如指掌，缘于我的周围同事，随时向她通风报信。针对母亲的认识，一个显著特征，即是母亲给予子女足够空间，她的评判准则很简洁，物尽人事，心随灵意，只要我没有危险便可以。

　　在母亲不刻意地监护下，我十分自由，更感亲近母亲，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母子俩，喜欢坐下来，做点家常琐事，再就海阔天空地闲聊。生活境遇的好转，无疑从根本上，恢复了母亲天性中，悠然自得的一面。

　　对待子女个人生活，母亲历来宽容有加，但对子女前程，母亲则重之慎之，从不丝毫懈待；对我人生重大选择，母亲都会严肃把关，并全力扶持。1990年春天，我到澳洲留学，不想一去无返。出国之际，父亲的要求很简单，在外混不下去就回家；但母亲对我充满热望，离境的前夜，母亲将我单独叫去，一片语重心长的话谈，还把她经年积蓄的一笔私房钱给我，叮嘱我人要勇敢，遇到困难不气馁。去香港那天中午，母亲要了单位的面包车，往罗湖桥海关送我。为免母亲流泪，父亲只让母亲送我下楼上车，从车窗口向母亲告别，内心充满不舍的依恋。

　　刚到雪梨的日子，我人生地疏，又无英语能力，在英语学院和歌剧院餐厅勤工俭学，生活很清苦。不顺心的时候，也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的母亲，都会鼓舞我：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经年既逝，妹弟业已人当三十，母亲退休也逾十载。母亲年纪与日俱增，面容逐渐显现老态，但对人生热情无改。诚如她的同辈，母亲退休后，似乎比工作之年更繁忙。母亲性格乐观开朗，离开工作环境，为使自己不脱离社会，她就一个缝纫班，一个烹饪班地不停学习，还将自己注册成人学院，修读法律经济。母亲拿回家的各类文凭枚不胜举，比全家人文凭总和还多，为此，老少家人常会笑话她，数落她不先把家里收拾整洁，反而化钱买废纸，带回家更多垃圾。对众人的声言，母亲听后也不反驳，只是笑得象个未出阁的大姑娘，依旧我行我素。

　　母亲是个天塌下来，也不怕的骄傲女人，对子女的教养，有自己一套独特逻辑。母亲亦是家里的顶粱柱，在我们三个子女心目中，母亲一若钢筋铁骨打造，从无任何闪失。然而，2005年春天，母亲不慎跌倒，摔折了腰骨。一直将治病救人作己任的母亲，这回可轮到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重伤，静卧床榻一百天，被人全日制料理。

　　母亲住院期间，在电话上念叨，她人困病床，无法用电脑上网，即时了解股市行情；其次，就是每回越洋通话，母亲都要主动向同在澳洲的妹妹与我，详叙她的病况，并同康复进展，以使我们安然生活，莫要为她担忧。

　　我知道，母亲心怀里，负荷最重的部分，仍是对子女的思虑和寄望，母亲对子女的关爱无边。正如母亲生龙活虎之日，我们眼中的母亲很平凡，但当母亲突然倒下，面对应声倾斜的家庭中轴，身为子女的我们，才皤然悟觉母亲的伟大。我与母亲之间的故事，母子亲情的深厚，于时光的延续里淀积，回顾既往岁月，想起一首我早年撰写的诗歌：《给母亲的歌》，诗的结尾唱道：

　　“母亲的油灯不熄呵―――

　　你正是火苗，擦燃记忆”

　　在此，将这首诗歌，献给我的母亲。（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