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婆婆”一半骨灰放回中国(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9日14:35 中国宁波网-宁波晚报

　　“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

　　她从日军手中挽救过今北仑区下邵村数百村民的生命；她84岁时回日本定居；她的骨灰分别安葬在日本北海道和下邵；如今，她的儿子还生活在镇海。

　　她1916年随中国丈夫从日本来到今北仑区下邵村，1944年，她从日军手中挽救过下邵村数百村民的生命。84岁时，她回日本定居。如今，她的骨灰分别被安葬在日本北海道和北仑下邵，她的儿子还生活在镇海。图为“东洋婆婆”晚年在日本的留影。

邵正东率儿孙们祭扫北仑下邵“东洋婆婆”墓地。龚国荣

　　记者胡晓新通讯员洪余庆

　　1944年9月，因为两名日本兵在今北仑区小港镇下邵村一带被游击队打伤，恼怒的日军搜捕游击队未果，要村民限期交出游击队员，否则就要将下邵村“烧光、杀光、抢光”。在村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名从日本北海道嫁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东洋婆婆”的日本女子挺身而出，劝退了杀气腾腾的日军，使下邵村数百生灵免遭涂炭……

　　昨天，北仑区修志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多方核实，这位“东洋婆婆”的中国名为陈姣娣，日本名为关田朝子，已于1993年在日本去世。如今，她的骨灰一半埋在北海道家乡，一半就埋在下邵村，村边的山上有她的一处墓地。几天前，北仑区小港镇下邵村的童志行、应葆甫、赵庆祥等6位老人，向北仑区修志办公室提供了一份由他们集体签名的“珍贵史料”，叙述了这起他们亲身经历、已尘封多年的往事，恳请修志办公室的专家在修订新的北仑区志时，将这段史实收编进去。修志办公室已正式认定了这起史料的真实性，准备将其收入新修的区志。

　　记者意外地了解到，关田朝子的儿子如今仍居住在镇海，是镇海区某机关的退休干部。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东洋婆婆”78岁的儿子邵正东先生，这位头发花白的混血儿，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母亲的坎坷人生。

　　A 改为中国名，随夫来中国

　　邵先生说，母亲爱日本，也爱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中国，更爱自己在中国的亲人。她1916年随父亲从日本来到中国，1945年起由于种种原因与日本中断了联系，直至1979年在中日友好协会的帮助下才与故国亲人取得联系，第二年赴日本定居。

　　邵先生的父亲邵永鸿是小港下邵村人，早年随亲属在上海经商，1912年，被派到位于日本北海道函馆市的南北货铺坐庄。经友人撮合，娶了当地姑娘关田朝子为妻。一年后，母亲生下了一个儿子（邵先生的哥哥），取名“梦来”，3年后父亲奉调回国，母亲也随夫来到中国，办好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并改名为陈姣娣。

　　B 为养家糊口，独自去沪杭

　　初来中国时，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等障碍，母亲觉得困难重重。当梦来7岁那年因染上白喉病被夺走小生命时，母亲几乎痛不欲生。

　　1922年，母亲生下了姐姐。1930年，因为亲属经营的店铺破产，父亲在上海失业后，与母亲回到下邵。体弱多病的父亲靠挑货郎担维持全家生计。1932年，母亲在父亲55岁那年生下了邵先生，母亲既要抚养孩子，又要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日夜操劳，有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在邵先生4岁、母亲40岁那年，父亲病故了。父亲在弥留之际，再三嘱咐母亲要将儿子抚养成人，不要将儿子带回日本，母亲流着眼泪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到了母亲的肩头。母亲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独自外出谋生，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儿女。她将儿女寄养在可靠的亲属家里，先去杭州一家旅游公司当职员，专门接待日本游客；后去上海的一家日本商人家做保姆；之后还去上海虹口日本人开的福明医院当护士；最后在虹口福岛洋行经理家做保姆。

　　C 与日军交涉，虎口救村民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4月宁波沦陷，镇海也成为沦陷区。从此，因为怕给全家背上“日本奸细”的骂名，母亲与日本亲人的书信来往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断绝。

　　1944年9月，驻镇海的日本兵下乡，在下邵附近与游击队遭遇交起了火，两名日本兵受了伤。第二天，一队日军由伪军带路，开着几辆三轮摩托车，架着机枪，包围封锁了下邵，挨家挨户搜查游击队员，但没有找到。第二天又继续杀气腾腾地召集全村百姓，要他们宣誓效忠天皇，限期10天交出游击队员，并交粮交款，否则就要大开杀戒，将下邵夷为平地。乡亲惊恐万状，伪乡长、伪保长也束手无策。村里有人提出母亲是日本人，请她来与日军交涉或许能避免这场灾难，并托邵先生的堂兄急赴上海找母亲商量对策。当堂兄将此事告知母亲后，母亲为难起来，考虑再三，她决定还是回乡一试。

　　几天后，几十名日本兵荷枪实弹，还带着火焰喷射器再次气势汹汹地来到下邵，母亲穿上和服，在村人的陪同下，在下邵后漕头与日本兵见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双方用日语交谈，日本兵从母亲的出生地、何时来中国、有几个子女、生活如何、中国待她好否问起，一直问到这里有没有游击队。母亲一口咬定村里没有游击队，要求日军放弃胁迫条件。

　　日本兵相信了母亲的话，他们答应将此事报告上司，由上司来决定，日本兵就这样走了。第二天，母亲又去镇海与日本兵交涉。最后，日军头目终于答应了母亲的请求。多日来笼罩在下邵百姓头上的阴霾终于消散了。

　　D 终老日本，一半骨灰放回中国

　　邵先生说，此后母亲在下邵住了下来。解放后，她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认为共产党办事靠硬，说话可信，中国一定会富起来。她对毛主席、周总理十分爱戴。邵先生的几个儿女都是在母亲的身边长大的，对祖母十分孝敬，这对母亲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因政治原因，母亲与日本隔绝了几十年的音讯，但她一直忘不了自己的出生地，不时谈到有一天去日本。邵先生几次在夜深人静之际听到母亲在唱日本歌曲或用日本话自言自语。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母亲瞒着家人偷偷地给郭沫若先生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寻找自己在日本的亲人。不久，竟意外地收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写来的回信，说是根据母亲的要求和提供的线索，中方已与日本方面联系寻亲事宜。

　　1979年4月的一天，母亲捧着一封信轻轻地说：是日本来的，是日本来的。她高兴地笑了起来，笑过后又哭起来。孙辈们向她询问日本的一切。邵先生知道，只有让母亲到日本看一看，才能了却母亲的心愿。1980年10月10日，邵先生的小儿子志刚陪同祖母去日本探亲，他们全家到上海虹桥机场欢送。那一年母亲已是84岁了。

　　到日本后，母亲与她的姐妹们团聚，亲戚纷纷前来祝贺。母亲产生了暂时不回中国的念头。她要求亲戚们帮助小孙子在日本立足，帮他进修日语、寻找合适的工作。如今，四十几岁的志刚被派遣到日方开在上海的广告公司“上海博报堂”担任媒体总监。

　　当1989年邵先生与妻子去日本探望时，时年94岁的老母亲抱着他们痛哭。母亲表示自己的愿望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道路也快走到了尽头。本来，邵先生夫妇还想请老母亲一起回中国，但岁月不饶人，母亲只能靠一辆扶手车行走，也不能乘机坐车了。就这样，此后母亲一直留在了日本，在北海道的札幌市月寒敬老院安度晚年。直到1993年1月2日在日本病逝，享年98岁。按照她的遗愿，母亲的骨灰一半留在日本，一半葬在下邵滩头嵩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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