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教委强调初中、小学和幼儿园一律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或测试。新政策并没有让家长吃下“定心丸”。大多数家长依旧抱着“名校才有质量保证”的心态，小升初的择校之战，也依旧激烈。同时记者对北京也发出了“电脑派位”全线崩溃的疑问。今年开春以来，北京“小升初”竞拼骤然升温。（见《中国青年报》5月9日）
尽管在教育部门的强调下，“就近”和“免试”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两大关键词，但是为什么家长的担心还是如影相随呢？因为择校问题的实质就是择业。教育具有累积的效果，中小学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此时的失败就预示着在竞争中输掉起点。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小学教育方面如何分配其资源，对其分配模式有重大的影响。实际上，差不多在所有社会中，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活动有效性都是同其本人的学历密切相关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当前我国择校收费问题的最好注解。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家长的担心。谁不在望子成龙呢？
自1993年以来，大中城市的“择校”潮一浪高过一浪。愈演愈烈的择校潮甚至培育了一个很不规范的“地下教育市场”，从而对义务教育阶段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产生了冲击，甚至被人称为义务教育的虚无化。目前的择校，实质上是教育消费价格双轨制的市场价，择校现象属社会越轨行为。造成这一行为的社会根源在于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促使人们竞相追逐优质教育机会；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使择校、高收费成为可能和必然；城市公用事业的改善，为择校创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根据社会学家默顿的观点，“择校”实际上属于社会越轨行为的一种方式——一种“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的抗拒”方式。默顿认为，“这些抗拒性社会行为的发生，或者是在当一个团体面对现实危机，要求采取与长期存在的规范不同的目标取向或适应性行为的时候，或者是当新提出的规范（最明显的是新的立法）与长期存在的社会习行和情感发生矛盾的时候”。据此，择校行为当属后者，即新提出的规范（就近入学）与长期存在的社会习行和情感（考试入学等）发生矛盾，由此造成了“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的抗拒”——“择校”。简单地说，优质教育供求关系失衡、教育产品所具有的私人属性是择校不断升温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薄弱校的学生大量流失，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重点校冒着政策风险拼命扩班？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才让重点校作出了如此选择，但择校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如，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选择能力不同，会导致新的不公平，扩大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差距，甚至可能导致义务教育的虚无化。正因为如此关注择校背后的教育公平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如何保障教育公平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择校既是前期社会不公平的结果，又是未来社会不公平程度加深的成因。义务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教育，亦是为达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而服务的教育，追求教育领域的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治理，必须采取综合措施，而不能只将其局限在教育领域之内。因为择校现象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除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校际之间客观上存在较大差距之外，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现象也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考量着政府教育政策。政府应从保护学校转向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追求教育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政府的教育决策活动应从最大多数教育消费者的要求和利益出发，针对教育资源短缺、选择教育、学校竞争、弱势群体和基本的教育质量标准等问题做出公平的制度安排，解决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