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之古远清版 《余秋雨论余秋雨》（节选）

　　鉴于余秋雨说谎成性，笔者很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编一册《余秋雨论余秋雨》或《余秋雨谎话大全》，先把构想中的部分内容汇编如下：

　　余：《红旗》杂志发表的批“斯坦尼”一文，我到现在都没有读过哩。

　　古：你在起诉我时，说批“斯坦尼”文章一个字都跟你无关。如没有看过乃至认真比较过，怎么会知道一个字都与你无关呢？

　　余：我在“文革”中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古：1975年10月，你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瘫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对这个给他人“致命打击”的“人命案件”，罪责在以笔杀人的“四人帮”，作为文章的执笔者，你在良心上应不应该感到内疚？

　　余：我是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

　　古：根据《南方周末》等媒体公布的有关材料，你是“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正式成员，领取过写作组工作证，还一度担任过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党小组长。

　　余：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古：据你写作组的同事孙光萱、胡锡涛、高义龙等人回忆，你用过“石望江”、“石一歌”、“任犊”、“罗思鼎”等笔名写作。又据上海戏剧学

　　院老干部冯少棠说，你在“文革”期间还用过“小余”、“小鱼”等笔名写批判文章。

　　余：《鲁迅的故事》署名“石一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署名”。

　　古：其实，你本人就是此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是胡锡涛推荐你参加“石一歌”，《清查报告》中你的大名也赫然列入十一人的名单，你怎么这样健忘呢？

　　余：“石一歌”开始写“跟风”文章后，我就离开了他们。

　　古：你又一次承认自己是“石一歌”成员了。但是你离开后，是上调到更核心的写作组本部，任务之一是负责联系“石一歌”，并为其写的《鲁迅传》作统稿。你也不是没有再写“跟风”文章，而是在《朝霞》写了《走出“彼得堡”》。

　　余：三十年前我写的文艺评论“至今没有查出有任何政治问题”。

　　古：你1974年写的《读〈朝霞〉一年》，在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中写道：此文把《朝霞》的主要毒草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难道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

　　余：我对造谣者和诽谤者只有蔑视，没有愤怒。

　　古：此句见于2004年的《北京青年报》。可你到了另一家《中国青年报》，摇身一变大骂我：“……而且装扮出他掌握了大量证据。真可谓满纸疯话，风行九州……不出一个月，古远清没准儿会宣布我做过希特勒的参谋，或参与炸沉了泰坦尼克号。”你这种言过其实乃至耸人听闻的“愤怒”，哪里是在答辩，分明是在从事戏剧创作。

　　余：我写《借我一生》这本书，绝不是想与诽谤者辩论。

　　古：且不说有没有辩论，单说你把批评自己的人比做“历史的盗墓贼”等，才是真正的诽谤。

　　余：“官司要不停地打，打五年十年，一个个打下去。”

　　古：可你只打了一年多，就庄重地向全国读者发表声明不再打官司了，大概你尝到了打官司败诉的苦果吧？

　　余：我要把打官司赢来的钱全部捐给希望小学。

　　古：你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打官司，只赢了8400多元。作为文坛首富，你怎么好意思捐得出手？你和我打官司，也只得到100元，如捐给希望小学，未免太小气了吧？可就是这8500多元，你也没有捐呀。

　　余：我不再写作，决定封笔。

　　古：你前后四次说过要封笔，可每说一次，都有新书问世，叫我们如何相信你？

　　余：我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要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

　　古：就在你2004年7月16日说这番话不久，从内地到香港的电视台你均频频接受采访，今年初又到台湾参加书展和签名售书，你这是不是蒙骗了海峡两岸的读者？责任编辑：陈要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