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老板凭什么当"劳模"

　　关于私营企业主是不是适宜当“劳模”的争论，似乎已经随着约30多位私营企业家昂首登上“全国劳模”榜而尘埃落定。总的来看，舆论一片叫好之声，大多认为“这种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私营企业家们也自感这是“正名正位”，泰然受之。不过我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有些话仍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这类“正名正位”看似皆大欢喜，实际上却充满了内在矛盾，结果是使原本就有点混沌的权利边界变得更加混沌，对构建和谐社会未必有利。

　　“劳动模范”，顾名思义，应该是因劳动出色而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这个称号的重心在劳动，因为世上各式各样的榜样五花八门多海了去了，但要当“劳动模范”，首先就必须在劳动方面有比别人更突出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劳动呢？马克思认为，劳动就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有目的的，首先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这个定义相当宽泛，如果单从这一点来看，私营企业家评劳模并无不妥，因为除了那些纯粹的“食利者阶层”之外，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家也都同时从事着企业管理等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是劳动，而且还是复杂劳动。

　　但是，承认私营企业家也从事劳动并通过劳动获取收益，并不能否认这一点：私营企业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仍然来自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的著作汗牛充栋，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了一届又一届，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被证伪。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们通常采取“只谈价格，不谈价值”的方式，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在国内，争论的焦点仅仅在于“剩余价值”是不是私营企业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在我看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掌握资本，通过雇佣劳动，能够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剩余价值”不占他收入的主要部分，那就不应该把他划到私营企业家阶层中去，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把他划为小业主或独立劳动者。

　　现在，第一个悖论来了：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含义就是不劳而获。把“劳动模范”的称号授予不劳而获者，是不是有点无厘头的感觉呢？这是讽刺劳动呢还是讽刺那些获得“劳模”称号的私营企业家？

　　评选私营企业家为“劳模”，还有一个让人感到颇为吊诡的地方是，按照中国的传统，评选劳模的活动，一直都是由工会系统负责操办的。比如这次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全国总工会就是主要的操盘手。但工会是干什么的呢？工会就是雇佣劳动者的组织。因为分散的、孤立的雇佣劳动者没有能力和雇主博弈，所以大家才组织成工会，工会是私营企业家的天然对立面。中国《工会法》第三条就规定，工会会员必须是“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并不包括私营企业主；第六条更明确指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现在，第二个悖论来了：在私营企业家们从事的“劳动”中，就包括和工会博弈的内容。私营企业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有一种天然的冲动，那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资。这和某个具体的私营企业家的个人品质如何，是不是具有爱心或者同情心，没有多少关系。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就是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不如此就无法在竞争中获胜，就会被淘汰出局，就不是资本了。而且越是成功的私营企业家，和工会博弈的能力就越强，他的成功往往就是以工会的失败为前提的——工会给这样的企业家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并大张旗鼓地表彰之，是不是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如果有工人批评说工会这样做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工会又该如何为自己辩白呢？

　　在我看来，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社会各阶层回归自己的本位。明确哪些是自己的权利，哪些是别人的权利；既保护自己的权利，也不侵犯别人的权利。果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社会庶几也就算和谐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各个阶层首先都要“脱魅”。即褪掉过分夸张的光环，放弃不属于自己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曾经“魅力无穷”的阶层都纷纷回归本位，比如“干部”不再是“当然正确”的代名词；“知识分子”也不再是“清高、清贫”的代名词，“工人”也不再具有了“领导一切”的当然权利等，这是社会成熟的标志。但“私营企业家”阶层却似乎与这个大趋势相反，自破茧而出以来一直都在“入魅”。一会儿是“入党热”、一会是“从政热”，现在又是“劳模热”。在我看来，这对他们未必是好事。因为当一个社会对内在于其中的一个阶层无法正确对待的时候，这个阶层也就很难正确对待自己了，这个时候，它距侵犯别的阶层权利也就不远了。后果当然是：不光他们自己权益在碰撞的过程中受损，全社会的和谐也一并被破坏掉了！

　　最耐人寻味的是，差不多就在我们这里为私营企业家大加溺爱的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财富》杂志推出了2005年“美国饕餮CEO排行榜”，上面有“25位美国最贪婪的老板”；无独有偶，英国一位职介公司的老板，因为残酷剥削来自东欧地区的工人，而在今年二月被英国《世界新闻报》评选为“全英最贪婪老板”。

　　在我看来，这至少意味着，那里的人们对资本的本性有着远比我们更清醒的认识。现在，对掌握权力者必须进行监督，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但对掌握财富者，也要进行监督，人们却似乎完全没有概念。实际上，当有能力支配大量财富和生产力的私营企业家，一旦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发飚时，他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和谐可能造成的破坏，是远远大于几个为讨要工资而爬上脚手架的民工的。

　　《财富》杂志认为，缺乏必要的监管是这些CEO们最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的主要原因，它不无惋惜地评论说：“这群资本世界昔日的偶像，在暴露了他们对人类基本需求极端非理性膜拜的陋癖之后，终将走向黄昏，只留下一抹抹拉长的身影。”为了防止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步他们的后尘，我们也应该减少对他们的溺爱，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他们评为“劳模”，弄不好是害了他们。

　　当然，我在前面谈到“剩余价值”和“资本本性”等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再来一次“剥夺剥夺者”的改造运动。私有企业的合法性，已经为宪法所保障；私有企业的有益性，也已经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实。但具有合法性和有益性，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把原本不属于它的荣誉和权利也归于它。在我看来，政府为了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私营企业家，授予他们“发展模范”或者“产业报国模范”什么的都可以，惟独不能授予他们“劳动模范”的称号。私营企业家获得“劳模称号”，宛如穿西装戴解放帽，无论当事人如何自我感觉良好，别人看起来还是会觉得不伦不类的。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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