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五问”

　　采访公安局长是很久以来的心愿,确切地说,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特殊身份的人和他领导的行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公安机关来说,可以将工作内容简单归纳为“发案率是否上升,破案率是否下降,社会治安是否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满意率是否明显提高。”而我们是贵阳市民,和读者一样,只关心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安全感,只关心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舒适度,更细一点说,你一个人深夜回家的时候害怕吗?你去办个户口、驾照跑了很多趟吗?你遇到过执法不公吗?“认识”邹碧声是从今年4月13日的“公安局长接待日”开始的。那个下午他接待了11批上访者,媒体即使见缝插针也挨不上边。旁观邹碧声,并不是如电视上的公安局长那般威风凛凛,而是语速不紧不慢,像是有足够的耐心。我们知道,《信访条例》5月1日开始实施,国家公安部要求的“一把手接待制”稍后推出。安徽阜阳公安局在4月底开始动作的接待被新华社称作“全国首例”,这让我们对贵阳市公安“做了不声张”的行事方法有了点敬意。当几经周折,终于和邹碧声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又有几批“不速之客”让我们的采访推迟了两个小时。我们之后便不客气地关闭了他的房门,问题就从“接待日”谈起。

　　1 关于上访

　　邹碧声认为“密集型”接待主要解决的是“积案”，接待过程中最感慨的是“民生艰难”

　　都市报:贵阳市的“公安局长接待日”走在了全国前面,您那天接待了许多上访者,而媒体报道都过于单一,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邹:接待的背景是《上访条例》,公安机关负责涉法涉诉的上访接待工作为期是3个月,要求是“人人有接待,件件有答复”。积案为什么会这样多?这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有关,在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处于一种转轨期,各种利益格局的转变,企业转制,学生就业难度增大,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刑事案件高发。而公安是解决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民群众期望值最高的地方。“信访倒挂”(信访者认为越往高处走,就越有解决问题的可能),造成了许多本可以在地方解决的事成了“陈年老帐”,4月13日那天来上访的问题多数都在此列。有几个感受,第一是“民生艰难”,有父为子伸冤,母为子鸣不平,老百姓确实是很艰苦。第二是考虑如何提高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应该说在一定时期内,公安队伍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况确实存在,耍特权抖威风,门难进脸难看,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而我们队伍中确有害群之马,只会欺负老百姓。第三是信访也要分两方面看,有少数人是“上访有瘾”,已解决的问题还在反复上访,有的并非公安一家能解决的问题,不少上访者投诉无门也只好找到公安机关。即使上访结果不能尽如人意,不少人认为“我几十年的冤屈你几句话就打发了”,接待也是必须的。要解决一些沉积问题,要整顿公安队伍,要尽可能让老百姓满意,这是和谐社会构成的前提之一。

　　2 关于刑讯逼供

　　邹碧声认为广州孙志刚案是分水岭,过去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得到了有效遏制。现在国民的人权意识大大提高,邹强调的是“程序违法,满盘皆输。”

　　都市报:前段时间媒体集中报道的屈打成招的“佘祥林杀妻案”,又引出了社会对公安“刑讯逼供”顽疾的关注,我们很想听听邹局长的见解。邹:杜绝刑讯逼供是公安部目前抓队伍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应该说,在公安系统收审制没有取消之前,“动手动脚”的情况比较多,具体体现在重实体轻程序,重尽快破案轻依法办案,特别是一些重大案子,关注度比较高,压力也大,部分侦查人员操之过急;更有甚者,权力心理作祟,不以势压人就气不顺,确实做了违法的事。严格意义上讲,广州孙志刚案是分水岭,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只要有人举报,就要责任倒挂,追究当事人和“一把手”责任,应该说这样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大为减少。说到底,这其实是执法水平的问题,现在国民的人权意识普遍提高,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要有相应的人的礼遇。所以我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程序违法,满盘皆输。”稍不留心,授人以柄。比如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简单的程序是:出示搜查证、警官证——确认当事人——左邻右舍的见证人——扣押物品的详细清单(细到摄像机的牌子、金戒指的纯度)——最后是当事人的签字认可。执法情况半年检查一次,年终异地互查,实行一票否决制。应该说执法程序日益完善,执法水平和依法办事正在步入正轨。

　　3 关于队伍建设

　　针对个别害群之马造成的不良影响，邹碧声认为是从业者的服务意识淡漠所至。由于公安有“多面镜子照着”，邹认为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都市报:“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这是公安工作光荣与奉献的写照。但老百姓对警察素质也颇有微词,甚至认为“有什么样的警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治安。”我们也知道您在多种场合曾表示,依法追究,绝不护短。对队伍太严,不怕“丢选票”吗?请介绍一下贵阳公安的情况。邹:公安抓队伍建设是个永恒的主题,其实这个问题各行各业都存在,只是由于公安工作决定了最广泛地接触社会各个层面,必须接受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监督,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我常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100减1不等于99而是等于零”。就是说有100件事你办好了99件,那一件也会成为老百姓记忆最深的事。因为有多面镜子照着,所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永远是工作的出发点。贵阳公安存在着个别人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甚至违法犯罪的情况,从严治警是一把手最常态的工作之一。“五条禁令”是硬杠杠,去年我们部门就有五六个人因触犯而“下岗”。最近我们正着手的一项工作叫“旋风督察”,就是针对队伍内部建设的大行动,人员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小到着装形象,大到每一件案子的执法情况;派出所接警实行“首接制”,遇推诿好找源头。我还想说的是民警队伍不为人知的超负荷运转。贵阳公安以不到全省三分之一的警力,承担了超过全省刑事案件破案三分之一的任务。每个民警手中都有案子,每年常规的体检,我们的合格率仅有百分之十。去年,贵阳市公安局有两位民警过劳死亡,一位38岁,一位40岁。所以大家说“从严治警一本书,从优待警一句话”是有道理的。在公安系统,民警“后院”大量失火。像那天大家正在说案子,一个骨干家属来电话,说孩子病了,要送医院,我听他急匆匆甩一句“自己打的”就关了手机。当然我们派了车,但那是偶然情况,我们能为普通民警分忧的能力太小了。

　　4 关于警务公开

　　这个问题我们是想探讨媒体与公安的关系。即媒体在警务公开中应发挥的作用，如何能够在公安与百姓之间架起桥梁？

　　都市报:我们注意到,贵阳公安通过媒体悬赏征集线索有了新的思路,大案一发,立马公开,这似乎需要足够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公众对公安的工作了解太少,对案子的知情微乎其微。报喜不报忧是人之常情,但公安似乎是“好歹不说”。当然媒体有很多疏漏和不足,您能给我们一些指教吗?邹(笑):我认为大家合作还是不错的。当然中间也有一些问题,双方都有。其实警务公开,最好的渠道就是媒体。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公众知情的愿望日益提高,瞒是瞒不住的。每一种行业之间都需要了解,需要谅解,需要沟通。但公安系统是“军令如山倒。”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什么案子能报,什么时机报,都有这个行业必须遵循的规律。有时候就只能是“通稿”,简单交待发生了什么事。(邹说到这里举了个例子,在贵阳市民广泛知道的“毓秀路小学生被害案”中,3家报纸两家电视台对接警的时间说法不一,分别是45分钟到15分钟不等。为此他专门调了110记录来看,结果是不到10分钟。我们诚恳地接受了批评,也作了说明,正是因为得不到官方消息,而群众又需要通过媒体了解情况,所以信息不一致,便成了报道的顽疾。加上记者编辑同样存在许多问题,更需要互相加强沟通。让我们彼此看到工作的不足,找到努力的方向。)

　　5 关于他自己

　　邹碧声是我们“人物·访谈”的第一人选，我们需要他尽可能地介绍自己－－某种程度上，公安局长也是公众人物。

　　都市报:最后占用一点时间,就是说说您自己。邹(顿了顿,想了一会):我最早是农民,也始终没忘记自己是农民。后来到了工厂,当了团委书记。1982年到团省委工作,1987年到了省公安厅国保总队,直到两年前调到贵阳市公安局。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曾自我剖析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没有在公安基层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在贵阳市这样一个情况复杂、队伍庞大、各种矛盾集中的城市工作的经验;二是长期呆在机关,相对比较封闭。尽管侦查工作是相通的,但工作职能在变,多警种、多业务、各种先进理念,都要在短时期内“互补”。都市报:对读者来说这种说法太正式了,也有自谦的成份。他们一定还想听点通俗的,比方你觉得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人都有离任的时候,那时候你最希望听到的评价是什么?邹(又想了想):最大的难题是“自己管不住自己”。每天打算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好像是两回事,因为我的时间不由自己支配,比如你们的采访,就不是我想做的事,但你们的诚意又让人却之不恭。至于离开的时候,我的同事中有一半的人认为,老邹还能做点事,就可以了。(我们追问“老百姓呢?”)所谓干点事,说到底就是为老百姓做点事,而且做这样的事的同行很多,我只能算个后来者;至于工作招数,能够为我独创的毕竟是少数,别人也许早就走在前面。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是依附工作而生存,每项工作都得靠大家来完成,努力是我们的本份。好话谁都爱听,但站在公安工作的风口浪尖,要听发自内心的好话是太奢侈了,我只能对自己有个起码的要求: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作者：孙雁鹰石云华罗玮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